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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贓枉法。因為我國皇帝向來不直接管我們黎民百姓，管我們黎民百姓，分屬‘親民之官’的縣太爺和知府、道尹，上至巡撫、總督的地方官。因比我們的皇帝陛下愈分兇，愈厲害，全力愈大，直接管咱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為非作歹。所以在傳統中國裡，我門黎民百姓，對權力最大的皇帝，像漢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聖祖（康熙），不但沒有惡感，反而由衷崇拜呢！其原因亦在此。
當然我們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個個都做漢武帝、唐太宗，一般才具平平或貪戀酒色不喜早期的懶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輔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樣，也有好壞嘛。像王莽，他就要乘機弄權，由宰相晉升作‘假皇帝’，然後篡位作真皇帝。像姬旦（周公）、蕭、曹、魏徵、王安石。張居正，那就如錢穆所說的‘副皇帝’了【見錢著“中國曆代政治得失‘】。錢氏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基本衛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認為傳統中國的’相權‘，是制衡’君權‘的法寶，比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制還要完美。其實這是入者主之的誇大。中國相權哪能制衡（check & balance）君權？它只是君權的直線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如是秦皇漢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如是阿斗，那麼以重典治國的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們之間沒啥制衡也。洋漢學家之中，有人說中國帝王專制是東方的極權暴政（Oriental Despotism）或嫌過份，而中國古代帝王其權力之大遠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擬，則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法國的路易十四，搞君權神授，說朕即國家，被歷史家罵了數百年之久。試看咱中華統治者，自秦始皇以後，哪個皇帝，不認為他底皇權出自‘天命’（divine right）。在中國的二十四史裡，國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國家這個概念，在皇帝這一名詞還未出現的春秋時代，早已就有了。有啥稀奇？所以中國古代的‘天子’，除授命與他的‘天’之外，誰也不怕。為使皇帝也有所畏懼，聰明人乃把一切然界的災異，都說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結束他自己的行為，庶幾免遭天譴。宋神宗時代富弼為宰相時，就有人告訴神宗，自然災界，是自然現象，他勸皇帝不要聽‘天意示警’那些鬼話。富弼聞報，大為著慌說：“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乃上書數千言，力辯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見’宋史，列傳‘卷七十二】，富宰相萬言上書，豈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老爺，連他爸爸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我們現代中國的毛主席科學化了，真正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事實也未必。據說唐山大地震時，重病中的毛主席也驚恐不已。他老人家倒不是怕菊香書屋被震塌了，會壓死人；他怕的是‘天意示警’，皇帝要‘崩’了。這也是個轉型的問題。毛公既然從皇帝轉主席，未轉得幹津。因此古帝王所懼者，今主席亦懼之，如此而已，沒啥深文大意也……。這還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事。民國初年古人的心理如何，就無待多言了。
總之，袁世凱當年是絕不可能做虛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讓他做，當時盡人皆知的故事就說，每次唐總理晉謁總統時，袁之左右就說：“唐總理又來欺侮我們總統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說：”少川，我老了，以後還是你來做總統吧。’老友少川聞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內閣之中的國務員，像財政總長熊希齡進士，也不可能只聽總理的話，而不聽總統的話。因此，在熊氏與六國銀行團交涉外債時，他幾乎事事請示總統，而目無總理了。錢借到了，指派用場，總統也就顧不得總理了。還有啥責任內閣呢！客觀的形勢已教老唐無法再幹下去，再來個王芝祥案作導火線，總理面子掃盡，老唐就‘失蹤’了……。王芝祥，直隸人，原是清末廣西巡撫，附義革命，與同盟會比較接近。此時直隸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為直隸參議會一致推薦，唐總理乃籤請袁總統加委。袁已同意，後來忽然改變主意，未經國務總理依法‘副署’，便逕派王為宣慰使，回南京練邱，直隸都督由總統另行委派。這一來，民國政府就法制蕩然了。袁總統既然‘和尚打傘’，唐紹儀不願做周恩來，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蹤，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
關於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歷史家，和不偏不倚的讀史者，都很難下絕對性的定論。‘虛君’這個制度，原是以同盟會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設計的一套紙製枷鎖，來鎖住袁世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