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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更是屎棋。日本那時對華正虎視眈眈，欲乘虛而入沒個藉口，來了個吳三桂豈不正好？國民黨那時要聯日倒袁，就自棄於全國人民了。
黃興主張法律解決，雖也未必能立竿見影，但那畢竟是解決暗殺兇案的正當途徑。國民黨那時究竟還是國會之內的絕對多數。袁氏投鼠忌器，背個全國皆知的殺人主使犯的惡名，至少他還不敢對全國第一大政黨動武，加以毀滅。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正如後來的林彪，他如能學會周恩來的本領，和他三五年稀泥，等到偉大領袖蒙主恩召之時，你不就可以安安穩穩的‘接班’了嗎？何必小不忍而亂大謀哉？
不幸的是中山也是個造反成性、認為造反有理之人。他和楊衢雲於一八九五年，密謀在廣州起義時，就曾主張‘四處放火’虛張聲勢。後來在鎮南關起義時（一九○七），中山亦曾親上前線，親手開炮。其後孫大總統被陳炯明叛兵趕上永豐軍艦（即後來的中山艦）時，他要向廣州市區發炮反擊叛軍，炮手不願誤傷舢區平民，婉拒發炮，孫公大怒，乃親自拉線開炮，還擊叛軍。孫公那時在炮火中作戰之勇猛，後來竟嚇得在一旁發抖的蔣夫人陳潔如女士小便失禁。所以中山先生的個性，並不是我們平時國父長，國父短那副謙謙君子的形象呢。本質上他老人家也是一條‘砍掉頭，碗大疤’的梁山好漢呢。他也是個列寧式的英雄。為著革命倒袁，啥鳥法律程式（due process of law）？
因此在這‘二次革命’時期，國民黨和戰兩派並沒有一致的政策，黃興等主張法律解決，曾由江蘇都督程德全向國會要求組織‘特別法庭’，公審宋案，卻為司法總長許世英所駁回，許認為不向地方法院起訴，而另組法庭，是干涉司法獨立。可嘆的是，在宋氏生前大力推動之下，為組織‘政黨內閣’，這時北京的國務員，自趙秉鈞總理而下，當然包括許氏，都是國民黨的黨員。黨員對宋案都各有不同的意見，當然也就授入以柄，讓袁總統也有更多的藉口了。
至於中山的動武一派，那就更是小兒科了。他們沒有大兵可調、地盤可據，卻在武漢市內搞一些不必要的地下活動，被黎元洪破獲，說他們是‘謀刺黎副總統’，報入中央，而大開殺戒，黨人甯調元、熊越山等被捕，後來都被槍斃了。總之，國民黨內議論未定，袁世凱的兵已渡河。在南北戰爭的空氣正瀰漫全國之時，袁氏也早就調兵遣將，著著進逼，準備動武了。
善後大借款，不能善其後
胡適說：“麻將裡頭有鬼。‘事實上打政治麻將，則鬼更多矣。在這場袁、孫兩派的政治麻將裡，孫黨就手氣奇差，簡直沒一張好牌；而袁黨則手氣大佳，好牌不斷湧現。當老袁決定對國民黨動武時，忽然來個’槓上開花‘，他向六國銀行團交涉了兩年的善後大借款，這時忽然馬到成功，由六國中的五國（美國退出）聯合借給中國政府兩千五百萬金鎊，合兩萬萬銀元。久旱逢甘霖，袁政府迫不及待的便於四月二十七日，未經國會表決，就正式簽字接受了。這訊息一出，袁黨軍心大振，而國民黨則全黨大譁，認為是非法借款，發動內戰，黨人領袖與參眾兩院議員，亦函電紛飛，抵死不能承認借款，因而也就增加了討袁的口實。其實當年各省都督，僅有四省反對借款；向通電贊成者則有十七省也。
如今，八十年後，恩怨已斷，歷史家秉公以論之，借款案與刺宋案一樣，也是個法律問題，在一個法治國家之內，兩造律師在法律之前也是爭辯不盡的。民國新成，革命剛了，軍政善後，處處需錢。孫之讓袁，軍力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經濟。而解決經濟困難唯一辦法便是商借外債。孫公首行之，試以路礦稅收抵押，所得甚微，而受謗彌深。迨孫公解職，把這爛攤子轉讓袁公，眼看縱是南京留守一個衙門，裁兵之需即為二百五十萬元之鉅。孫公解職讓袁，豈不真是無官一身輕。後來在孫、袁蜜月期中，中山為袁的經濟困難，藉箸代籌，也認為舉債之外，別無二途。但是那時列強環伺，都以借債為蠶食中國主權之不二法門。各帝國主義之間的明爭暗鬥，何等複雜，我政府應付之道，稍一不慎，便喪權辱國。筆者昔年曾為此乞教於曾任國務總理和財政總長的顧維鈞先生，以及曾任中國銀行總裁和江浙財團首要的張公權先生等，試圖探其奧秘，誰知所鑽愈深，愈不見底。蓋外債一項，不特牽涉北京政府時期中國朝野公私的各種建制，深不可測，其在債權國家，各帝國主義之間朝野公私的糾結亦不在債務國之下。稍一深入探索，則三五百頁之鉅著，未必能見其項背也。有暇當列專章略探之，在本篇中，我們只可說，袁黨這個大賭客‘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