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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國體一經確定便不可變動。辛亥前他反革命的原因，就是認為國體不可輕變。革命得不償失。可是當時革命人士把他的善意良言，當成耳邊風。而民國成立四年以來之所以糟亂若此，便是當年共和人士不聽他底話的報應。如今共和的國體已定，而當年的翻雲覆雨之士，又要再來覆雨翻雲，亂來一泡，民不聊生，國亡無日，不難預測也。今日之動亂，已充分證明他十年前，所言之不虛。‘十年以後真知我’，梁氏以‘常帶感情’之筆痛詆籌安會中之眾莽夫說，爾等今日不聽老子之言，硬要把今大總統拖下糞坑，與爾偕亡，十年後將再知吾言之不虛，而追悔莫及。爾曹其毋河漢餘言。
篇末，梁更加一‘附言’，曰：
吾作此文既成，後得所謂籌安會者，寄餘楊度氏所著‘君憲救國論’，偶一翻閱，見其中有數語云：“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外之行動。賢者不能逾法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為惡。‘深嘆其於立憲精義，能一語道破。惟吾欲問楊氏所長之籌安會，為法律內之行動耶？抑法律外之行動耶？楊氏賢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為惡，然得毋己逾法律以為善耶？嗚呼。以昌言君憲之人，而行動若此，其所謂君憲者，從可想耳；而君憲之前途，亦從可想耳。
梁啟超原是我國文學轉型期中，文起八代的大文豪，筆端常帶感情。他的鴻文鉅著，一經京報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九月三日在北京的京報漢文版刊出之後，北京國民公報隨即全文轉載；全國各報聞風響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下子就燒遍全國。國人嬉笑怒罵，隨之而來。不特楊度（皙子）一下便被摔入谷底，皇帝候選人老袁也被打得灰溜溜，無面目見人。
‘楊氏賢者也’，也是當時一位‘曠世逸才’，最大的刀筆吏之一也。不意強中更有強中手。他梁、楊二人之對決，不談政治，也是當時文壇一場好戲，當年中國總統為著做皇帝，和今日美國總統為著玩女人，而帶動全國第一流的刀筆吏之對決，而好戲連臺。兩地雖遠隔重洋；時間相差亦近一世紀，而兩方面之精采鏡頭，卻相互輝映，真是兩幕難得的今古奇觀。
梁啟超與文學轉型的序幕
梁啟超既然以一篇文章鬧垮了一個洪憲王朝，我們倒不妨順便也談談，他在近代中國文學轉型中所發生的作用。中國近代文學之從文言轉入白話，胡適當然是個關鍵人物，但是胡適不是忽然間從天上掉下來的。他之前還有個醞釀時期，梁啟超便是這個醞釀時期醞釀出來的英雄。因為靠科舉考試保鑣而生存的文言文，在科舉考試於一九○六年被廢之後，他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但是就在文言文逐漸被白話文完全取代之前，讀者和作者的口味可不能變於旦夕，所以它要有個適合二者口味的一個文白混雜的轉移階段（Transitional Period）。再加以文言文在造句和運用成語方面之簡潔有力，往往亦非語體所能完全代替，尤其是在大眾媒體，所謂新式報刊興起之後，這就註定了這個轉移階段之存在，甚或長期的存在。梁啟超便是這個轉移階段前期的頭號大師。他這篇‘異哉’的大文，在今日報刊的讀者讀來，難免還是彆彆扭扭的詰屈聱牙，但是這彆彆扭扭的文體，正是他那個轉型前期的報刊讀者，每個人都看得懂，每個人都欣賞的時髦文體。明乎此，你就會體會到梁某的文章在那時何以有那樣的煽動性了。
筆者這輩的老知識份子，幼年時還去古未遠。我記得我還在唸方塊字的時候，便在祖父的書房裡聽到一些四五十歲的老頭子，用手指點點我們在一旁旁聽的小腦殼，說將來要我們學習寫‘報紙文’。當時根本不知啥叫‘報紙文’。等到我在重慶讀大學了，讀到大公報上‘看重慶念中原’一類的社論，才對當年老頭子們的話，恍然有悟，原來‘以淺近的文言加生動的白話’這種文體，最有說服力。當然從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到王芸生的‘大公報’，這兩種‘報紙文’之間，文言白話的比重，已經有霄壤之別了。胡適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說，毛澤東的詩詞，很糟很糟。但是他卻說，‘毛澤東的白話文寫得好’。我想毛澤東白話文寫得好的道理，就是毛是個不守章法的人。寫起文章來，文言白話，隨心所欲的結果，而開這一文風的始作俑者，實在是梁啟超他那篇‘異哉’的文章，當時便風靡全國，洪憲王朝後來的徹底毀滅，‘異哉’就要負一半的責任。文人的筆是可怕的啊。林肯向那個寫‘湯姆大叔的小木屋’（又譯作‘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女作家史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