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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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難免要走‘策士’的老路，挾縱橫之術，來幹祿公卿，至於原則也早就收起不談了。這便是早期政學系成員的本質。不過民國還粗具大一統之外表；他們也還有個‘國會’為老巢，所以政學系事實便是一群氣息相投的‘策士’的組織。其動機雖萬難與孟軻、荀卿的遊說相比；其作風亦尚略勝於‘收兩國之金’的下流策士。

要之，人類社會的政治制度不外兩端。一系自上而下的極權政治。人民之福端賴聖主明君之施與。另一則為近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一切取決於人民之投票。我國早期政學系之可悲，便是他們生存在一個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非牛非馬的政治制度中。‘政學系’內的一批政客，都可說是‘治世之能臣’，聖明在上，他們都可輔翼天子，調理陰陽，可惜他們遲生了數百年。再說，如果中國當時民主政治有基礎，他們也可代表階級利益，作民主黨魁，譁眾取寵。不幸他們又早生數十年，甚或數百年，終至長才不遇而淪為一官僚政客的政治集團，在岑春煊、黎元洪、馮玉祥之間討飯吃，本來也實夠慘了，直至國民黨北伐完成，‘國會’一去不復返，這一批‘政學系’內的職業官僚，難免就更是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而另謀職業之道了。

（五）

當政學系在華北華南皆無立足之地時，天無絕人之路，華南的革命政權發動了有名的北伐；和由這北伐而帶來了的左右兩派的分裂，天下又復多事。歷史事實告訴過我們，統兵善戰的將材，和口若懸河的策士們士唯恐天下無事的。天下愈多事，他們的機會也愈多。政學系的枯木因而又在這多事的國民黨兩派的夾縫中開始發芽了。

今且檢討一下國民黨分裂的經過。

國民黨在民國十二年打走了陳炯明，孫中山又在廣州掛起‘大元帥’招牌之後，開始改組和聯俄容共了。但在這改組之初，當權派的首領人物都是一字號‘中華革命黨’的老班底。他們一致認為‘政學系’是革命黨的叛徒，甘心與北洋軍閥狼狽為奸的官僚。尤其使他們不能容忍的則是出任張紹曾內閣的李根源，竟在民國十二年五月三日的國務會議中主張下令討伐廣東。雖然這一議案被黎元洪拒絕蓋印而打消，廣東國民黨人對政學系實在是恨得牙癢癢的。

誰知政治的變化是莫測的。國民黨改組之後，黨權逐漸旁落，老一輩的‘中華革命黨’終於變成了‘右派’，而被逐出廣州。民國十四年中山逝世之後，廣州方面竟形成汪精衛、蔣介石聯合獨裁的局面。在不可一世的革命風氣籠罩之下，中華革命黨的老領袖都已被目為‘反革命’；那些依附軍閥的‘政學系’的反動性，就更不必提了。當時汪精衛所領導之下，‘國民革命’的‘內容’便是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打倒軍閥和軍閥的走狗。軍閥自然就是張作霖、吳佩孚一干人了。走狗是誰呢？政學系自然也在內了。誰知中山逝世後國民黨的第一位獨裁者汪精衛不久也垮臺了。掌權落道自稱為‘黨中後輩’的青年軍人蔣總司令之手。

當民國十五年底北伐軍聲勢如日中天之時，國民黨人才所集中的左派因而便聯合了共產黨，對這一位以槍桿起家新領袖實行反擊。這位新領袖原以一介匹夫，於三數年之間一躍而為有獨裁全國趨勢的政治、軍事領袖。因而在軍事勝利一日千里，尤其是在黨內黨外一致圍剿他之時，為著擴充套件力量，為著自身生存，他便發現他的四周的軍事和政治（尤其是政治）人才的貧乏了。他掌握偌大的政權和地盤，但是他環顧四周穿草鞋打綁腿的忠實信徒，多半是些只能和共產黨打皮拳或向老百姓喊半通不通口號的新進少年。例如當時像程天放那樣一流的人，做個鄉長尚且才有不濟，做到江西教育廳廳長便已天旋地轉了，遑論其他。但是反蔣的卻都是一時俊彥，都有蕭、曹之才的人物。蔣公要開府東南，囊括天下，光憑几杆破槍，和一些只能喊口號耍皮拳的嘍囉實不足以成大事。這位才大心細的領袖因而開始在黨外人才中打主意了：上起北京政府前內閣總理王正廷和黃郛；下至上海望平街的報人陳布雷、潘公展等因此都在他的網羅之列。

（六）

不過精敏如蔣氏者，他對前來投奔的高階人員亦有其取捨的標準。第一，那時反蔣的人都罵他是‘新軍閥’、‘不革命’。因此他不敢貽人口實。他選擇高階幕僚總要多少有點光榮的革命歷史，因此真正的前安福和直系的官僚，他也不敢亂用。第二，蔣氏所缺的是方面之才，他要真有經驗有幹才，能‘治國用兵’的人。真膿包也是不行的。第三，他一定要‘用可不疑’的‘忠貞’分子，在黨內和他有夙怨的如左派、共產派、西山派、汪胡派，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