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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校畢業之後，經過一番實習，段祺瑞又於一八八八年被遴選前往德國留學，入德國軍校深造。其後再被派往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克魯伯’（Krupp）兵工廠見習，學習使用和維修當時世界上最尖端的武器。所以當段氏二十五歲，從德國學成歸國時，他就成為當時落後的中國鳳毛麟角的、也是史所未有的現代化青年軍人了。
這一計德式的軍事教育，對段祺瑞後來的為人、從政、練兵、帶兵，都太重要了。第一是在心理上，他一生崇德。據說他以後偶爾生病，要服食西藥時，他首先要問明，是否是‘德國製造’？連小小的阿士匹靈，他都堅持非德制不服雲。近現代中國崇德的最高領導人，非段一人也。後來的蔣介石、毛澤東都害有崇德癖。蔣氏當政後，他治軍組黨，都以德意志為理想模式。毛澤東也最看重普魯士，並且說過：“如果中國是德意志，湖南就是普魯士。‘德國人的好處是苦幹、誠實、愛國、重規矩、守紀律、做事有效率，歐洲大陸，無與倫比者。但是任何民族，有其長必有其短。德國人為人處世，過社會生活，往往也就獨斷專行，對’絕對主義‘（Aboslutism），有其偏好。朋友，我們的’老蔣總總‘和’毛故主席‘，都是如此呢。成也由它，敗也由它。我們的’段老執政‘，也是如此也。沒啥稀奇吧，此是後話。
可是在段氏從德國回國之時，卻懷才不遇，被冷落了好一段時間，始學有所用。何以如此呢？我們還得回頭翻翻‘導論篇’，簡單的說個所以然。
陸軍轉型，晚於海軍
筆者在拙作前篇‘晚清七十年’裡，曾不厭其詳的討論過我國海軍現代化轉型的故事。因為‘堅船利炮’，原是林則徐時代搞‘師夷之長技以制度夷’的第一個目標，（也可說是近現代中國搞‘四化’的嚆矢吧。）到‘同治中興’時代，中興名臣，尤其是左宗棠和李鴻章，曾停辦舊有的‘水師’，而集中全力去發展現代化的新海軍。在導論篇裡，筆者曾一再提到，他們以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居然從無到有的，建立了當時遠東最強大的一支現代海軍（其實力竟然超過當時英國的‘遠東艦隊’）。不幸的是，這朵鮮花，卻插在狗屎裡。那個顢頇、腐敗、落伍、無能的滿清大朝廷，卻不能與這個一枝獨秀的新海軍相配合，結果被日本打得全軍覆沒，使數十年搞堅船利炮的洋務（也就是四化工作），前功盡棄。
在光緒初年，李鴻章對陸軍現代化，也並沒有忽視呢。上節所敘述的，段祺瑞受教‘北洋武備學堂’，便是近現代中國陸軍轉型的開始。只是它略晚於海軍罷了。其原因，第一是，當時中國人所最羨慕的原是洋人橫行世界的‘鐵甲’。對陸軍他們倒還有若干自信，不急於改革。第二便是，驕傲而又有實戰經驗的湘淮兩軍的將領，既藐視，又嫉妒新陸軍的建設。這一強大的內在阻力，縱是李鴻章也不易克服，所以陸軍的轉型運動，就略晚於海軍了。
因此當段祺瑞一夥，從德國學成歸國時，一時卻苦於有志難伸。因為大清帝國雖有此現代化的陸軍人才，而無此現代化的陸軍軍制。有新式訓練的回國留學生，就只好在舊制軍隊的‘隨營學堂’裡，去做做學非所用的低階教官了。這一尷尬，不但是段祺瑞的遭遇，連晚一輩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都還有說不盡的類似經驗呢。（見拙作‘李宗仁回憶錄’，第二、三編）這也就是筆者近數十年來，曲不離口底‘轉型論’的重點所在了。從舊制轉新制，其過程是長期的，也是十分艱難困苦的。孫中山所謂‘破壞難於建設’是也。不破不立，可是‘破’往往就更難於‘立’了。
從新建陸軍師長到六鎮副帥
想不到清末陸軍轉型的難題，最後卻被日本人，給一下解決了。中國舊式陸軍在甲午一役，被日本人摧枯拉朽的擊敗之後，中國軍制的轉型問題，就再也沒有反對了。因此，‘新建陸軍’也就隨之呱呱墜地。
在導論篇中，我們已詳細交代過，甲午敗後，清廷在德籍洋員漢納根策劃之下，乃決定練‘新軍’十萬人來重建國防。當袁世凱受命至小站（一八九五）出任此艱鉅時，他就要尋覓現有的陸軍專才，來幫助建設新軍。這樣，那批從德國歸來的陸軍留學生，就被袁世凱一網全收，進入小站，作其基本的幹部了。其中佼佼不群的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三人，漸漸地也就變成袁世凱‘新建陸軍’的三大支柱，所謂‘北洋三傑’的龍、虎、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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