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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容有過之。
以中比西，則此時的奉系地盤較中古歐洲的‘神聖羅馬帝國’或近代西歐之英、法、德、奧、義、荷、比、西八大列強疆土之總合猶有過之。奉系此時擁有精兵三十七萬人。陸海空軍俱全。訓練、裝備、補給皆舉國無雙。奉張父子之權力，至此可謂登峰造極了。
就在這奉系勢力如日中天之時，民國史上最大的國恥之一‘五卅慘案’（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爆發了。一時舉國沸騰。學運民運的目標都集中於‘打倒帝國主義’，而上海的各國租界也就成為眾矢之的了。正當這華洋對峙，雙方於春申街頭摩拳擦掌的緊要關頭，少帥張學良奉老帥之命，忽於六月十三日率奉軍精銳兩千餘人，進駐上海。這時被中國工運學運嚇慘了的英法租界當局，見奉軍入滬，竟聯銜向少帥要求派軍入駐租界加以‘保護’。
此次中國軍隊進入租界，不論各方解釋如何，也是中國租界史上的創舉。這時的少帥，年方二十五，官拜中將，風華正茂，其為人也，又面如冠玉、瀟灑風流。周旋於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場之中，真是如魚得水。
在一次前國務總理唐紹儀女公子（顧維鈞博士的大姨子）的高階宴會上，他這個‘小把戲’也結識了其後名播國際，在‘西安事變’中發生決定性作用的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沒有他夫人于鳳至的這位‘結拜姐妹’的不時翼護，則漢卿在其後五十年的‘管教’期中，也就要辛苦多了，危險多了。此是後話。
郭松齡叛變的歷史意義
不過話說回頭，這時不論奉系勢力是如何的強大，它終究是個‘北洋軍閥’的一支。它上下所搞的還是劉邦、項羽那一套──窮兵黷武、逐鹿中原。誰把鹿捉到了，誰就做皇帝。這個老套套，在‘民國時代’就不夠用了。
知父莫若子。張學良總喜歡把他老子與他底上司蔣中正作比。他說前者是‘有雄才、無大略’；後者是‘有大略、無雄才’。所以他二人是各以短取敗。要各以長相輔就好了。
‘雄才’者何？‘水滸’英雄，‘說唐’好漢也。隋唐之際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大略’者，建國方略、建國大綱，民主專政、農村包圍城市等等是也。換言之，你得對你自己的政治措施、政治佈局有認識，有遠見，有策略也。斯為張老帥之所無。他老帥口口聲聲要‘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長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決了，則‘以暴易暴’耶？這點他就講不清楚了。講不清楚則不但長江各省武力解決不了；他用武力強佔的蘇皖二省，在一九二五年秋又被南方軍閥孫傳芳等奪回去了。──軍閥失之、軍閥得之，與我老百姓何有哉？這就是沒有‘大略’的毛病了。
再者，對自己的政治措施無認識，則連自己內部的問題，都無法解決，這樣就爆發了一九二五年冬的‘郭松齡倒戈’的鬧劇。
郭松齡（一八八二…一九二五）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十一月廿二日，突然叛奉自立，號稱‘國民四軍’或‘東北國民軍’。歷時不過一月零一天。雖是曇花一現，而功敗垂成，意義深遠。當時若天如其願，在東北取張而代之，則其後國民黨的聯俄、容共、北伐、清黨一連串的歷史故事，也都不會發生了。今日的中國甚至整個東亞，也不是這個樣子。‘歷史的偶然性’，可不信哉？
郭松齡叛變是怎麼回事呢？簡言之，它是奉系內部矛盾的表面化；而奉系內部矛盾又是當時整個中國內部矛盾的一部分。
蓋奉系在本世紀初年張作霖接受招安開始，二十年中他們就建立一個偉大的神聖羅馬帝國，在這帝國之內因而也就派系叢生。而派系中矛盾最尖銳的蓋有三大集團。第一是隨張作霖招安而來的‘元老派’，包括張作相、張景惠、湯玉麟等人。這元老派原是一群綠林豪傑，略識之無的老粗。當他們覺得他們的帝國之內需要充實一批新人材時，他們便延攬了一批留日歸國的‘士官生’──這是當時中國各省區的普遍現象（只有袁世凱的嫡系‘北洋六鎮’是個例外。袁不用士官生）。士官生既在地方武力中得勢，奉軍中因而也有一個‘士官派’。它在二十年代的首領便是楊宇霆（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士官派本依附於元老派，漸漸地它卻掌握了元老派，成為奉系中的當權派。至於奉軍的中下級骨幹，則又是‘陸軍大學’和它自己‘東北講武堂’訓練出來的畢業生。無形中他們也就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陸大派’或‘講武堂派’。這一派的精神領袖原是該校一九一九班畢業生張學良，而張學良是‘少帥’；是全軍的副統帥，職責繁多，又歡喜聲色狗馬，不常在軍中，因此他們底實際領袖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