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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發生一樁兒子打媽媽事件。其結果是本縣知事丟官，知府降級。再嚴重一點，縣城府城的‘城牆垛’都要削平，科舉停考，以示這是全縣全府之恥。蔣公也一再嘆息說：“那像臺灣現在風氣這樣敗壞？那像現在風氣這樣敗壞？‘
民國為何不如大清？
其實像筆者這輩轉型期老人，所聽到類似的‘今不如古’和‘一代不如一代’的嘆息，正是千千萬萬。上舉李、蔣二公之言，冰山之一角耳。餘有一頗忠於共產主義的沙坪壩老同學，自北京來向我嘆息說：“當年進中央大學是我自己考的啊。‘據她說毛主席治下的名大學，高幹子弟是可以隨便進出的。這在當年大陸上便是個有趣的問題，叫做：”為什麼國民黨做到，我們（共產黨）做不到？’其實早年大清帝國做得到的（如地方政府中的‘迥避制’），而國民黨做不到的也正可舉之不盡呢。何足怪哉？
這一古怪現象，朋友，就是筆者所一再強調的所謂轉型期特徵了。我們中國，不論怎樣，總是個有數千年傳統的文明大國，更是東方文明的主流，縱是一貫被現代革命黨人所詛咒的文化糟粕，所謂封建帝制，也未必全是垃圾。一個曾經數千年不斷改革修正的政治社會體制（ socio─political entity ），不可能一無是處，他老人家在抵擋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戰（ challenge ）而逐漸崩潰之時，斷壁頹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寶黃金，和名人字畫，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們老一代的革命家，都是‘一次革命論者’，一旦把這些斷壁頹垣摧毀之後，都信心十足，甚至驕橫萬狀（事實上國共兩黨都是一樣的），以為一座合乎他們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樓，立刻就可聳入雲霄。結果往往適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眾露宿街頭，餓殍載道，癘疫橫行，如此則受害群眾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國不如大凊了。豈然哉？豈不然哉？
全民受苦受難百餘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個新的政治社會體制之建立，除舊佈新，完成一個適合自己的定型，不斷改進實踐，非兩三百年不為功，哪可一蹴而幾。這就是筆者所要說的歷史三峽了。三峽過盡，實驗告終；國有定型，民有共識，始可重享太平也。明乎此，我們就可以瞭解民國初年那些要幫袁世凱做皇帝的‘封建殘餘’，居然能以‘六君子’頭銜，來招搖過市，實在是也有他們的群眾基礎，和實際需要的。只是‘人間無水不東流’，中國近現代史之走向‘共和政體’的‘民治時代’，已經是個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是不能掉頭的。民國搞得再糟，歷史方向是無法改變的，這場陣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時代’這個嬰兒，遲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為時過早，見不及此，誤以為民國永遠不如大清，而要恢復帝制，那就大錯特錯了。
‘六君子’解剖
楊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此人，若論‘現代學識’，由於時代設限，原是個二百五，但其人品瀟灑，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日時，即頗有才名，也是個極孚眾望的學生領袖。與黃興等兩湖革命青年交往彌深；中山亦甚為器重。他雖薄革命而不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選擇，對他既不相強，亦不敵視，二次革命後，他投入袁氏陣營，主張帝制，雖不無宰相野心，也不是全屬投機而毫無個人之政治信念也。楊氏晚年（死前二年，一九二九）居然經周恩來之介紹，加入第三國際為共產黨，亦不能以投機目之。因中共此時在四處喊打聲中，已躲入地下，實在無機可投也。楊氏為一轉型期的有心之士也，可能在帝制途中發現自己錯誤之後，一朝頓悟，又覺得共產主義才是救國之道也。在歷史三峽激流之中，看不出歷史的方向而隨波逐流者，又豈止於楊度這個活動分子哉？時代使然也。
至於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則原是同盟會骨幹，辛亥前後為共和革命而擁戴孫公，衝鋒陷陣，亦嚐出生入死。如今搖身一變，擁袁稱帝，可能也是對共和政體失望，窮而思變的結果。革命陣營中之中庸黨人，亦未嘗疾言厲色，目之為‘反骨仔’也。若論嚴復與劉師培，那時更是當時學界的泰山北斗，望重士林。嚴復為民國時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胡適之之前輩也。他在學術界的地位，筆者所論已多，在今後文化篇中，仍當續論之。其影響實未可卒測也。有人曾說，嚴本無心佐袁稱帝，渠之列名籌安會為楊度肆意為之，初未獲嚴之首肯。然嚴對帝制說初無反感，則可定論。否則帝制失敗後，嚴亦不會躲入租界以策安全也。
劉師培更是國學泰斗，與太炎齊名，黃侃之業師也。早年留學日本時，曾加入同盟會，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