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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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彈藥也很困難，不敢遠離工事、陣地。群眾對敵鬥爭堅決，封鎖訊息嚴密，不易走露風聲，敵人很難發覺我軍調離，只要你們動腦筋想辦法，一定能完成任務。”他還要我們搞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迷惑敵人。我們按徐海東同志的辦法，在陣地上扎一些草人，有的還給穿上衣服，戴上帽子，遠遠望去像真人一樣。白天派一些戰鬥小組到敵前沿活動，造成要進攻敵人的假象。在夜間，到處燒些火堆，每到做飯的時候，滿山遍野升起了“炊煙”。就這樣整整搞了一個星期。敵人認為我軍主力仍在這裡，因而不敢輕舉妄動。又過了幾天，住在對面的敵人，以一個營的兵力，向我們前沿陣地發起了一次攻擊。眼看敵人就要接近我們了，在這緊急時刻，徐海東同志命令另外一個陣地上的部隊打了一陣炮。敵人一下子被打懵了，急忙退了回去，使我們的陣地轉危為安。我們望著愴惶逃命的敵人，都稱讚師長這個“空城計”演得好。

不久，省委、軍部決定撤出七里坪戰鬥。在撤退時接七十四師師部命令，讓我們連隨師部行動。但未接到遊擊總司令部的命令。在這種情況下，連隊支部研究，由連長帶部隊隨師行動，我去總司令部彙報請示。我到了總司令部，將情況作了彙報，首長指示說：“你們做得很對，壯大紅軍主力是全黨的任務。”還講了一些勉勵的話，以及部隊到主力後要注意的事項。我吃了午飯後，告別總部首長，就去追趕部隊。到麻城福田河才趕上部隊。到了福田河北，師部住在一個廟裡。連長同我去師首長處請示任務，師首長決定將我們連改編為師部警衛連。從此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徐海東同志了。他經常找我們連的幹部、戰士、黨團員談心，瞭解情況。他看到這個連在艱苦的條件下情緒高昂，求戰心切，對敵鬥爭堅決，非常高興。在福田河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發生了戰鬥，由於敵眾我寡，為保持有生力量，部隊就轉移了。

全軍轉移到箭廠河蘇區，敵十一路軍由新縣出發向我軍發起新的進攻。我軍接連在王家灣、長衝打了兩仗。在這次戰鬥中七十四師二二二團一營政委負傷了，徐海東同志讓警衛員把我叫去，說一營是主力，沒有政委不行，命我到一營當政委。當時我怕幹不好，他就給我講起當前對敵鬥爭形勢和紅軍幹部的成長問題。他說：“敵人新的圍剿又開始了，形勢很嚴重，鬥爭很殘酷，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員不挺身而出，挑起革命重擔誰來挑呢？”又說：“過去紅軍在前方打仗幹部傷亡大了，就要地方上工會幹部、農會幹部到部隊擔任軍政幹部，帶兵打仗，不是領導得很好嗎？我相信你能把這個擔子挑起來，把部隊帶好。”他的話堅定了我搞好新的領導工作的信心，接著他又說：“我們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切行動要從人民利益和人民群眾疾苦著想，一定要把軍民關係搞好。你看蘇區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一手拿槍，一手拿鋤同敵人鬥爭。沒房住搭草棚，生產時把擔子放在田頭上，把槍掛在扁擔上。為了防止敵人襲擊放了望哨，他們規定標杆訊號，一個標杆倒下，作準備，兩個標杆倒下，就轉移老人、兒童，青、壯年就拿起槍同敵人鬥。群眾這種臨危不懼，百折不撓的精神多麼可歌可泣。我們部隊要多打勝仗，多消滅敵人，為群眾報仇、為死難者報仇。”他還說：“要給部隊搞些吃的，把戰士們的生活搞好，使體力逐步恢復過來，提高部隊戰鬥力。”

一九三三年秋冬，正是紅二十五軍最艱苦的時期，敵人到處修築據點和縱橫交錯的封鎖線，阻止我軍的行動。發現我們在那裡活動，他們就前堵後追進行圍攻。有時我們飯做好了也不能吃，一日要打幾位。敵人在赤白交界處，對群眾移民並村，搞五戶連坐法，誰給紅軍做事，拿五戶論罪。敵人的保甲制對群眾統治也很嚴，不讓群眾接近紅軍。這樣就使在蘇區活動的部隊沒有糧食吃，沒有房子住，處境極其艱難。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解決食宿問題，徐海東同志每到一個宿營地，都是親自動手協助警衛人員砍柴草、搭棚子，發動戰士挖野菜，剝樹皮充飢。有時搞到點糧食，他總是留下很少，多數送給軍首長和傷病員。打了勝仗繳獲的戰利品，也總是給傷員送一些去。當時我軍槍支彈藥也很少，一個戰士只有幾發子彈，主要靠繳獲敵人槍彈、物資來裝備補充。不少戰士都是一邊打仗，一邊從敵人死屍上收集子彈，但隱蔽得不好就容易造成傷亡。當時，徐海東同志給大家出了一個好主意，他讓戰士每人除自己手中槍外，再背一個紅纓槍，在槍頭下邊安上一個鉤子，一是有利於白刃格鬥，當與敵人拼刺刀時，我們的紅纓槍長，敵人的槍短，我們很佔優勢。二是在打陣地戰時，發現死在陣地前沿的敵人，就用紅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