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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行遊擊戰和帶遊擊性的運動戰,是徐海東指揮紅軍作戰的基本戰法,也是他軍事指揮藝術的又一重要特點。毛澤東在總結紅軍反“圍剿”作戰的經驗時,曾明確指出:“在沒有廣大兵力,沒有彈藥補充,每一個根據地打來打去只有一支紅軍的條件下,陣地戰對我們基本上無用的。陣地戰,對於我們,不但防禦時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進攻時也同樣不能用。”對此,徐海東有深刻的感受。
�1932年11月12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由於受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影響,忽視了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基本實際,對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長期性、艱鉅性認識不足。他們為了實現中共臨時中央制定的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冒險計劃,對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利後的形勢做了錯誤的估計,“把一省勝利放在奪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點上”。他們錯誤地認為:敵軍對鄂豫皖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已經走入失敗的地位”,“農村中蘇維埃政權已經鞏固起來”,我們今後的總任務是消滅蘇區內的敵人,“奪回中心城市,迅速的與鄂東北、豫東南、皖西北的蘇區的游擊戰運動戰打成一片”,“恢復整個鄂豫皖蘇區”,“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造成戰勝帝國主義的先決條件”。郭家河戰鬥勝利後,省委又錯誤地認為:在鄂豫皖蘇區的敵軍已處於守勢,紅軍進入“反攻時期”,要求紅軍實行冒險進攻,迅速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並於1933年3月7日發出《鄂東北通訊》,號召蘇區廣大軍民“趁熱打鐵”,“奪回中心城市”,“首先奪回七里坪、紅安縣、新集、宣化店”,“恢復整個蘇區”。徐海東認為這是一個完全脫離鄂豫皖蘇區實際的決定,堅決反對冒險進攻七里坪等中心城市。他指出:“圍剿”鄂豫皖蘇區之敵總兵力這時仍有15個師零4個旅,加上地方反動武裝,超過紅25軍近20倍,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基本形勢並無改變;蘇區的全部城鎮和交通要道及廣大農村仍被敵軍控制著,敵軍仍在加緊構築堡壘,不斷進行“追剿”、“進剿”、“清剿”,紅軍的處境仍然十分險惡;七里坪是鄂東北地區的重要集鎮,南有大小悟仙山(亦稱大小霧咀山),西、北有倒水河,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特別是敵軍於1932年12月佔領七里坪後,即在其周圍加緊構築碉堡、圍牆、壕溝,設定鹿砦、鐵絲網,構成了堅固的防禦體系,對紅軍的進攻造成很大威脅,尤其是紅軍沒有重武器,難以攻克。他堅決主張實行運動戰,在運動中不斷調動敵軍,並根據敵情的變化,適時變換作戰方向,趨利避害,創造戰機,打擊敵人,削弱其有生力量,積小勝為大勝。
然而,省委拒絕採納徐海東的這一正確意見,貿然命令紅25軍於1933年5月2日向七里坪發起圍攻,至6月13日,歷時43天的七里坪戰役宣告失敗,紅25軍雖予敵以重大殺傷,但部隊卻折損過半,遭受了嚴重的損失。隨後,又在鄂東北、皖西北中心區保衛戰中,又遭受了很大的損失,鄂豫皖蘇區的革命形勢更加嚴峻。錯誤和挫折教訓了中共鄂豫皖省委,使其深刻地認識到“我們這些嚴重錯誤,使革命受到嚴重的損失,確實是山於沒有徹底瞭解四次‘包剿’以前省委的‘左’傾錯誤所形成的”。10月16日,省委召開了第三次擴大會議,全面檢討了省委的工作,作出了關於黨、政權、紅軍、群眾丁作等方面的決議,制定了新的鬥爭方針,並堅決表示今後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徐海東按照省委確定的新的鬥爭方針,會同吳煥先等率領紅25軍等,採取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廣泛實行運動戰,縱橫馳騁於鄂豫皖3省廣大地區,先後勝利地進行了長嶺崗、太湖等戰鬥,打破了敵軍3個月“圍剿”汁劃,恢復和開闢了朱堂店、陶家河根據地,顯示了運動戰的強大威力和徐海東的高超軍事指揮藝術。
�徐海東在指揮紅軍進行運動戰中,打擊的目標主要是運動之敵或立足未穩之敵。在七里坪戰役之前,他在軍長吳煥先、政治委員土平章的領導下,乘敵第35師孤軍冒進、裝備較差、情況不熟、立足未穩之機,指揮所部會同友鄰部隊在河南光山西南的郭家河(今屬新縣),全殲其第103旅第205團及其第104旅第207團2個團,取得紅25車重建以來的首次大捷,給大規模劃區“清剿”之敵以沉重打擊,極大地鼓舞了鄂豫皖蘇區軍民的鬥爭決心和勝利信心。
�另外,當著敵人處於分散防守狀態時,徐海東即採取圍點打援的戰法,調動敵於運動之中予以殲滅。勞山戰鬥的勝利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