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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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變”後，徐海東率領八路軍第344旅奔赴華北抗日前線，參加了著名的平型關大捷和晉察冀邊區反“八路圍攻”、晉東南反“九路圍攻”，指揮了溫塘、張店和町店等戰鬥，從山西打到河北，從正太路打到平漢線。由於日夜轉戰、勞累過度，他口吐鮮血，於1938年8月病倒在戰場上，不得不返回延安療養。病情稍有好轉，他又請命前往華中，於1939年12月抱病指揮新四軍第4支隊進行反“掃蕩”，與敵激戰三晝夜，取得周家崗戰鬥的勝利，鞏固並擴大了皖東抗日根據地。然而，就在這次戰鬥的總結會上，他又大口吐血，暈倒在講臺上，從此一病不起。

留取丹心照汗青徐海東在他的《生平自述》中這樣寫道：“我這一生，所經歷的道路是光榮曲折的。黨把我一個沒有文化、受盡舊社會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業工人，培養成一個高階將領。使我不安的是為黨、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病的時間太久。今後我將像以往，雖然不能再為黨更多地工作，但要做一個永遠忠實於黨、忠實於人民、忠實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共產黨員。”

這段話充分體現了一名共產黨員矢志不渝的崇高信仰。戰爭年代，不管生活多麼艱苦，環境多麼險惡，鬥爭多麼複雜，他始終懷著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必勝的英雄膽略，勇猛頑強，不屈不撓，率領部隊跨急流，過險灘，克頑敵，從勝利走向勝利。和平時期，他不顧病痛折磨，在靠氧氣維持生命的情況下，以堅強的革命意志和忘我的獻身精神，時刻關心黨和國家大事，生命不息，鬥志不減，學習不停，工作不止。同志們勸他，他卻說：“一個共產黨員在停止呼吸前不為黨工作，是恥辱，不配做共產黨員。”

徐海東對黨和革命事業忠心耿耿、鞠躬盡瘁，對危害黨和革命事業的行為深惡痛絕、敢於抗爭。在保衛蘇區鬥爭中，他不顧個人安危，對“左”傾冒險主義和右傾逃跑主義進行過堅決抵制。在“肅反”過程中，他多次挺身而出，保護了一批好同志。在長征途中，他堅持正確主張，為建立鄂豫陝革命根據地做出了重要貢獻。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大義上書毛澤東，同林彪、江青一夥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

徐海東具有堅強的黨性，一切以黨的利益、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為重。他識大體、顧大局，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堅決維護黨的領導。長征開始時，他由軍長改任副軍長，有的同志不理解，他則說：“只要能為革命做出貢獻，叫我幹啥都行。”黨中央長征到陝北後，他堅決服從中央的領導，維護紅軍的團結，並毫不猶豫地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支援中央紅軍。新中國成立初期，每逢有同志去看他，他總是必問三條：政治上犯錯誤沒有？經濟上有沒有貪汙？同老婆離婚沒有？

徐海東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己任，始終保持了吃苦耐勞、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與戰士和群眾同甘苦、共命運。在飢無糧、住無房的艱苦歲月，他同戰士們一道在寒風冷雨中跋山涉水，在深山荒野裡風餐露宿。激戰時刻，他總是衝在最前面；行軍路上，他常把戰馬讓給傷員騎。他曾九次負傷，身上留有17處傷疤，但他從不以此為資本向黨伸手。作家周立波感慨地寫道：“中國的歷史，造就了許多奇異的人，徐海東是這些人中間的一個。”

徐海東謙虛謹慎，嚴於律己、忠厚淳樸、胸懷坦蕩。1955年，中央決定授予他大將軍銜。他知道後深感不安，對前來看望他的周恩來說：“總理，我長期養病，為黨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將軍銜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總理深情地對他說：“海東同志，授你大將，是根據你對革命的貢獻決定的。要我說，不高也不低，恰當！”在領導編寫紅25軍戰史時，他明確指示：“一定要寫黨，寫毛主席，寫人民，寫集體，不要突出我、突出個人。”他常說：“沒有黨，沒有革命事業，我只不過是一個窮窯工。”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對黨赤膽忠心、為革命立過大功的一代英豪，“文化大革命”中竟然被林彪、江青一夥戴上“黑後臺”、“黑干將”的罪名，在政治上、精神上、肉體上慘遭迫害和折磨。1970年3月25日，在鄭州一間陰冷潮溼的房子裡，在被斷氧、斷藥的情況下，徐海東含恨離開了人間。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作為一名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優秀的共產黨員、卓越的無產階級軍事家，徐海東的高貴品質光照神州，徐海東的不朽功績彪炳千秋！

我軍的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