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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誰想要極端強調軍事效率，提倡技術的發展，而導致軍人和文官的並駕齊驅，哪怕他能舉出無數動聽的理由，在事實上也是絕對辦不到的。
戚繼光的功成名遂，在16世紀中葉的本朝可以算是特殊的例外。他之能夠一帆風順，固然是由於本身的卓越才能，但是得到一位有力者的支援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這位有力者就是譚綸。此人在文官集團中是一個特殊的人物，進士出身，長期在東南濱海地區任職，累遷至福建巡撫。由於職務上的需要和個人的愛好，用兵之道竟然成了這位高階文官的專長。他常常以視察為名，隨同部隊親臨前線，有時會乘別人沒有注意的時候突然出現於隊伍的最前列。據說他有一次還實際參加戰鬥，弄得兩肘沾滿了鮮血。按照當時的規定，一個軍事領導人的軍功標準是部下斬獲敵人首級的數字，而譚綸一生中所獲得的總數則達21500。戚繼光提出的募兵訓練計劃，得到譚綸的熱烈讚賞和實際支援，源源供給戚繼光的部隊以足夠的軍需裝備。戚繼光之得任福建總兵，也主要出於他的推薦。1567年，譚綸升任薊遼保定總督，負有防禦京畿的重任。不久他就提議把戚繼光調到他的轄區中擔任最高將領，當然也不會出於人們的意料之外。
戚繼光於1568年年初履新，在薊州任職達15年之久。之後譚綸雖然因為內調兵部尚書而離開薊遼並又死在尚書任內，但這已是在他和戚繼光合作，把薊州的武備大加整頓以後的事了。
本朝的軍人長期處於文官的壓制之下，即使是一位卓越的高階將領也無法展布其統籌全域性的能力。他們的部屬在各自的防區內同時接受知府、知縣等地方官的指揮，而且不讓他們經手供應給養。於是這些武將們唯一所能做到的事就是帶領士兵親身參與戰鬥。雖說得到譚綸的一力支援，因襲的各種成例也不斷給戚繼光增加棘手的問題。即以他的官職來說，在調任之初準備授他為“總理薊州軍務”。以一介武夫而總攬全區部隊的指揮排程之權，當然會大於物議。
北方的邊鎮和南方的軍區情況截然不同，其威脅來自邊外的遊牧民族。每當天時亢旱，蒙古的騎兵部隊就會按照他們的成例犯邊掠奪。他們的軍事特點在於流動性和迅疾猛烈的衝擊力量。在集中來犯的時候，一次可以動員10萬名騎兵，當時俺答曾經把各部落聯成一個大同盟，東西連亙2000裡，使官軍束手無策。
薊州為華北九鎮之一，防區為北京東北一帶，按照規定的編制應有士兵8萬人，戰馬22000匹。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人能夠確切知道現存的數字。在役計程車兵，有的屬於本鎮所屬衛所的“主兵”，也有從其他地方調來的“客兵”。後者的調防雖然帶有永久性，但供應的義務卻仍屬原來的地區。還有一部分從內地衛所調來計程車兵，他們的服役期只限於蒙古人犯邊可能性最大的幾個月。實際上他們也很少親身服役，只要繳納一定的銀兩可以僱人替代，而所繳的銀數又和僱代實際所需的餉銀不同。總而言之，全鎮的人員和糧餉從不同的來源和以不同的方法獲得，有的還只在賬本上存在。這樣，不僅他們的數量難以弄清，他們的質量也是一個疑問號。
這種鬆散的組織和軍需上的缺乏統一，看來不全是出於無意識的安排。一個辦事效率極高的將領常常會以自己的意見作為各種問題的總答案，用我們古人的話來說，就是跋扈專擅；而這樣一個將領手握重兵在京畿據守，也常常造成一個朝代的終結。所以戚繼光改進武備的一切努力，都必然遇到重重的阻礙，其中的絕大部分來自文官集團的意志，而這種意志又有歷史傳統的成例作為背景。
但是很幸運，譚綸和戚繼光的意圖受到一位中樞重臣的賞識。此人就是張居正。
張居正在戚繼光北調的前幾個月才出任內閣大學士，之後還要經過一番周折，才成了本朝第一位政治家。然而他在入閣之初就有重整軍備的雄心，薊州是最能吸引他注意力的一個軍區。戚繼光蒞任不久，就發覺他自己只需要專心於軍備而不必參與政治。因為凡是應當安排的事，都已經由總督和大學士安排妥帖；如果事情連他們都無法安排，當然也不必多費唇舌。
以大學士的身分，張居正不僅沒有權力公然頒發指令，甚至不能公開討論制度的改組。他所採用的方式是用私人函件授意親信如此如此地向皇帝提出建議。這些建議送到內閣票擬，他就得以名正言順地代替皇帝作出同意的批覆。他進入文淵閣以後的第一個皇帝是一個昏庸的君主，對國事既不理解也不關心；第二個皇帝則是小孩子和他的學生。環境和才能加在一起，造成了張居正的權威。但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