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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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破的觀念，即上自國家，下至個人，不能把力量作為權威。如果一個地區有什麼特殊的經濟利益，那麼就應當加以壓抑而不是提倡。至於天災足以引起戰爭，則尤為無知妄說，因為從道德觀念來說，天下的事物無不可以共同分配，災民的暴動，乃是小人犯上作亂的劣根性使然。

但是就武將來說，他們所受到的訓練和戰爭的經歷卻養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氣質。他們需要具備準確的選擇能力和決心，著眼點在於取得實效而不避極端；衝鋒陷陣，要求集中全力，對敵人的重點作猛烈打擊；退守防禦，考慮的是地形的險要和工事的完善，如不可守就要斷然放棄；戰鬥勝利，就一心擴張戰果，而不為其他問題而猶豫。在一般情況之下，他們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視為賭博場中的籌碼，必要的時候可以孤注一擲。而大多數文官則以中庸之道為處世的原則，標榜穩健和平。武人在刀劍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馬功勞，在文官的心目中不過是血氣之勇，即使克敵制勝，也不過是短暫和區域性的成功而已。

在維持軍隊給養的問題上，同樣表現了帝國政府重文輕武的風氣。讓軍人自己組織和管理後方勤務，根本不能考慮；即使是在文官管轄之下，把倉庫的地點按照戰略需要來作適當的配置，也被看作有悖於平衡施政的原則。這種風氣還使軍人退伍以後不能得到正常的社會地位。本朝治理農民的根本方針是保持他們的淳樸無知，一個士兵退伍還鄉，就等於增加一個無業遊民，因為他在軍隊裡所學到的技術和養成的起居習慣，已經難於再度適應農村的生活，事情的複雜性就會因之而增加。軍官退伍以後所引起的問題更為嚴重。在別的國家裡，一個退伍軍官通常都受到應有的尊敬，如果擔任民政職務，他的管理經驗也能保證他勝任愉快。然而事情適得其反，我們的軍官在長期訓練中所培養的嚴格和精確，退伍以後竟毫無用武之地。他會發現在軍隊以外，人們所重視的是安詳的儀表、華麗的文辭、口若懸河的辯才以及圓通無礙的機智。——總而言之，和他已經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這種觀念上的南轅北轍，使文官不僅在精神上對武官加以輕視，而且在實際作戰中，他們也常常對高階將領提出無理的指責。如果將領當機立斷，指揮部隊迅速投入戰鬥，那是貪功輕進，好勇嗜殺；要是他們暫時按兵不動，等待有利的戰機，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敵養寇。兵士抄掠百姓，該管的長官自然要受到處分，然而事情的背景卻常常是軍餉積欠過久。軍餉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發生事故，他們卻可以毫不承擔責任而由將領們代人受過。

也許是有鑑於唐朝藩鎮的跋扈，本朝從洪武開始，就具有這重文輕武的趨向。大約經過了一百年，文官集團進入了成熟的階段，她們的社會地位上升到歷史上的最高點；換句話說，也就是武官的社會地位下降到歷史上的最低點。這種畸形的出現，原因在於本朝的政治組織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礎則是兩千年來的孔孟之道。如果讓軍隊保持獨立的、嚴格的組織，和文官集團分庭抗禮，這一元化的統治就不可能如所預期的成長、發展，以至於登峰造極。這種制度既經固定，將領們即使出生入死，屢建奇功，其社會影響，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塊文章。

這種制度和風氣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早已被事實所證明。本朝的軍事應敗盡人皆知，但其敗壞的程度卻出人意外。北方的邊境每年都為俺答所入侵，被擄走的人民和劫去的財物不可勝計。1555年戚繼光調赴浙江新任的時候，東南沿海也迭經倭寇的蹂躪。正當悲觀和惶惑遍佈於濱海各省，一股50至70人的海寇竟創造了一個奇蹟。他們登陸後深入腹地，到處殺人越貨，如入無人之境，竟超過杭州北新關，經淳安入安徽歙縣，迫近蕪湖，圍繞南京兜了一個大圈子，然後趨秣陵關至宜興，退回至武進。以後雖然被殲，但是被他們殺傷的據稱竟有四千之多。而南京為本朝陪都，據記載有駐軍12萬人。這樣的軍事行動，在世界戰爭史上亦當稱為罕見。

面對這樣令人焦慮的局面，戚繼光的任務決不僅止於單純地擊敗倭寇。他首先要組織一支新型的軍隊。從他的軍事著作《紀效新書》中可以看到如何有條不紊地實施他的建軍方案：宣佈招兵的辦法，規定月餉的數字，擬訂分配列兵職務的原則，明確官兵的職責，設計隊、哨、局的組織，統一武器的規格，頒發旗幟金鼓這一類通訊器材，等等。建軍方案的核心部分是確立鐵一般的軍法。軍法的精神在於“集體負責”，即所謂“連坐法”，一隊和一哨的官兵要互相保證在作戰中勇往直前，不得退卻。一人退卻則一人被斬首，全隊退卻則隊長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