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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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麻城（黃安初屬麻城，1563年始分治）士人進學中舉，幾乎為這三家包辦。在麻城的時候，李贄還和梅國楨過從甚密，梅國楨後來為《焚書》寫作了序言。在晚年，李贄又和漕運總督劉東星有極深的交往。劉東星為沁水人，不僅自己身居高位，而且把女兒嫁給山西陽城的大族王家，成了戶部尚書王國光的煙親。在盛名之下，甚至連親藩沈王也對李贄感覺興趣，邀請他去作客。李贄託言嚴冬不便就道，辭謝未赴。他的最後一位居停為馬經綸。此人官居御史，家住通州，貲財富有。他特意為李贄修造了一所“假年別館”，並且撥出果園菜圃和另一塊土地，僱人耕種，以收入作為其客居的供應之資。在李贄的朋輩之中，惟有焦竑家道清貧，但卻無妨於這一家在上層社會中的地位。總之，李贄所交往的人都屬於社會的上層，而且是這個階層中的優秀分子。

李贄本人的著作以及有關他的傳記資料，從來沒有表示出他有參加任何群眾運動的痕跡或者企圖。他對於工業農業的技術改進和商業的經營管理都毫無興趣。他的所謂“吃飯穿衣即是人倫物理”，不過是要求高階的官僚以其實際的政績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談虛偽的道德，崇尚煩瑣的禮儀。但這並不表示李贄自己有意於實踐，而只能表示他是一個提倡實踐的理論家。至於他對女性的看法，也常常被後人誤解。他不承認女性的天賦低劣，在他看來，歷史上有一些特殊的女性甚至比男人還要能幹，比如他就屢次稱頌武則天為“好後”。但是讚揚有成就的女性，並不等於提倡男女平權，宣傳婦女解放。一個明顯的證據是李贄對寡婦的守節，其褒揚仍然不遺餘力。

十分顯然，李贄沒有創造出一種自成體系的理論，他的片段式的言論，也常有前後矛盾的地方。讀者根容易看出他所反對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但是這種前後不一併不能算做李贄最大的缺點。有創造力的思想家，在以大刀闊斧的姿態立論的時候，也不是不能見到自相矛盾的地方。盧梭倡導的個人自由，在他的鋪張解說之下，反而成了帶有強迫性的為公眾服務的精神。李贄的這種矛盾，在古今中外並非罕見。

如果把李贄的優越感和矯飾剔除不計，那麼，他的思想面貌還不是難於認識的。他攻擊虛偽的倫理道德，也拒絕以傳統的歷史觀作為自己的歷史觀，但是在更廣泛的範圍內，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芝佛院內供有孔子像，他途經山東，也到曲阜拜謁孔廟。在李贄看來，儒家的“仁”、道家的“道”和佛家的“無”彼此相通，他攻擊虛偽的道德，但同樣不是背棄道德。

在一種社會形態之中，道德的標準可以歷久不變，但把這些標準在生活中付諸實踐，則需要與不同的時代、環境相適應而有所通變。李贄和他同時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難，則是當時政府的施政方針和個人的行動完全憑藉道德的指導，而它的標準又過於僵化，過於保守，過於簡單，過於膚淺，和社會的實際發展不能適應。本朝開國二百年，始終以“四書”所確定的道德規範作為法律裁判的根據，而沒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倫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間建立一個“合法”的緩衝地帶。因為惟有這種緩衝地帶才能為整個社會帶來開放的機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適合時代的需要，個人獨創精神也得以發揮。

這種情況的後果是使社會越來越趨於凝固。兩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過去曾經是領導和改造社會的力量，至此已成為限制創造的牢籠。在道德的雄旗下，拘謹和雷同被視為高尚的教養，虛偽和欺詐成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無怪乎李贄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為道學，陰為富貴！”，

如果李贄在某種程度上表現了言行的一致，那麼唯一合理的解釋也只是他在追求個性與行動的自由，而不是叛離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李贄棄官不仕，別婦拋雛，建立佛院，從事著作，依賴官僚紳士的資助而生活，一直到他在法官面前堅持說他的著述於聖教有益無損，都不出於這樣的原則。

對現狀既然如此反感，李贄就對張居正產生了特別的同情。我們無法確知李贄和張居正是否見過面，但是至少也有共同的朋友。李贄的前後居停，耿定向和周思敬，都是張居正的親信。耿定向尤為張居正所器重，1578年出任福建巡撫，主持全省的土地丈量，乃是張居正發動全國丈量的試探和先聲。兩年之後，張居正以皇帝的名義釋出了核實全國耕地的詔書，意圖改革賦稅，整理財政。這是張居正執政以來最有膽識的嘗試，以他當時的權力和威望，如果不是因為突然去世，這一重大措施很可能獲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