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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黍稷”的差別。
1563年，他的祖父去世。上司和朋友根據當時的習慣，送給了他相當豐厚的賻儀。至此，他下了一個重要的決心。他把全部款項的一半在他做過教官的河南購置地產一處，以為妻女衣食之資，讓她們留在河南，餘下的一半則由他自己攜回福建。他所需要安葬的不僅是新去世的祖父，而且還有祖先三代的靈樞五口。按照一般的風俗，安葬先人，必須講求風水，選擇吉地，以期後人的飛黃騰達，否則寧可把靈樞長期停放。當時，李贄還在文官的下層中掙扎，雖然祖父剛剛去世，但是曾祖父的靈柩已經停放了50年，環境逼迫他遷就現實，在可能的條件下一起埋葬，但求入土為安而不再作過高的奢望。這一問題的解決，多年之後還使李贄感到已經恪盡了自己的職責。
然而這一個決定卻增加了他妻子的負擔。她不願意在去家數千裡之外無依無靠地獨撐門戶，而且她也有自己的孝思。她的母親年輕時居孀，歷經辛苦，把她撫育成人，這時由於思念女兒，朝夕哭泣至於“雙眼盲矣”。但是李贄手頭的款項畢竟有限，不可能在喪葬之外再攜家往返，所以只能忍心拒絕了她一起返回泉州的請求。他們一別三年，等到重新聚首，她才告訴他兩個女兒因為當地飢謹，營養不良而死。這一不幸的訊息當然使他傷痛不已，當晚與妻子“秉燭相對，真如夢寐”。
李贄在河南共城任儒學教諭3年，在南京和北京國子監任教官各數月，在禮部任司務5年，又調任南京刑部員外郎又近5年，最後才被任為雲南姚安府知府，時在1577年。在就任知府以前，他的官俸極為微薄，甚至不足餬口。只有在知府任上，才有了各項“常例”和其他收入，遂漸有所積蓄。
這種似合法又似非法的收入並沒有使李贄感到不安。他並不像海瑞一樣，以為官俸定額以外的一絲一毫收入都屬於貪汙。他以特行卓識而見稱於當代和後世，但在這個問題上卻和常人有相同的看法，即做官的目的本來就是名利。他的誠實在於能夠坦白承認這一目的，而不打出去絕私慾、為國為民等等高尚的幌子。這就接觸到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我們是否應該讓每個人公開承認自己的私心也就是自己的個人打算，以免口是心非而陰陽混淆？
使李贄感到不安的倒是他的妻子。她是一位標準的賢妻良母，只要對丈夫的事業有利，她能夠忍受一切乃至犧牲一切，但是她不能理解丈夫的精神世界。他一心想要創造獨立的思想和人格，離開了獨立，他的內心就得不到滿足。也是基於這種精神，在1580年姚安府任滿以後他決定退休。當時他年方53歲，正值官司運亨通，一帆風順，這種出乎意外的決定對她也不能不是一種可擊。然而她依然是順從，和丈夫一起遷到湖廣黃安，寄居在耿氏兄弟家裡。可是李贄後來又和耿定向鬧翻，又決意搬到附近麻城的佛堂中去居住，她這才不得不獨自回到離別了20年的故鄉泉州。直到1587年，她臨死以前，她曾多少次向他呼籲，要他回到泉州。當她的死訊傳來，李贄曾寫了6首詩表達當時的傷感。詩中稱讚她的賢淑，說“慈心能割有，約已善治家”，夫妻40年來未曾反目，只是由於不能理解“丈夫志四海”的宏猷，在給女婿的信裡，李贄提到在聽到噩耗以後，沒有一夜不夢見她，文字的悽愴，令人不忍卒讀。好幾年以後，他還勸告朋友不要輕易削髮為僧，尤其是有近親的人更要三思而後行。這種勸告，不妨看成這位充滿矛盾的哲學家的一次自我懺悔。
李蟄的一意孤行，一定要和兩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家族觀念聯絡起來觀察，才能使人理解。因為按照當時的習慣，他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顧的決不能僅止於自己的家庭。他是族中有名望的人物，又做過知府，那就一定會陷入無數的邀勸糾纏之中而不可自拔。
早在二三十年前，在喪父家居的時候，李贄就已經有了這種經驗。當時倭寇犯境，城市中食物奇缺。他雖然只是一個最低階的文官，也不得不接受親族的擁戴，負起了為20多人的大家庭尋找飲食的義務。和他同時的何良俊，《四友齋叢說》的作者，就提到過他在南京為避難的親族所包圍，要求解決吃飯問題。另一位著名的散文家歸有光則在信上向朋友訴苦，說他不能避難他遷。因為如果離開崑山，他必須隨帶“百餘口”的族人同行。
這種對宗族的照顧，不是暫時性的責任，也不僅是道德上的義務，而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歷史的背景。
我們的帝國不是一個純粹的“關閉著的社會”，——在那樣的社會里，各種職業基本上出於世代相承。——然而它所給予人們選擇職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