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

第25部分 (第3/4頁)

章照史書抄錄，所不同的只是按照自己的意見改換章節，編排次序，再加進若干評論。在接觸小說的時候，他所著眼的不是作品的藝術價值和創作方法，也就是說，他不去注意作品的主題意義以及故事結構、人物描寫、鋪陳穿插等等技巧。他離開了文學創作的特點，而專門研究小說中的人物道德是否高尚，行事是否恰當，如同評論真人實事。再則，即使是闡述哲學理論，也往往只從片段下手，寫成類似小品文，而缺乏有系統的推敲，作為結構謹嚴的長篇大論。誰其如此，當日計程車人，對於“李氏《藏書》、《焚書》人挾一冊，以為奇貨”，就大多感到難於理解。

要正確認識此中關係，務需探求李贄的寫作目的。他的各式各樣的著作，無非異途同歸，其著眼在把讀書人的私人利益與公眾的道德相融合。從這點出發，他的寫作，有如使用各種樂器演奏同一支交響曲。公私衝突之中能否設法調和？如果他還沒有做出恰當的答案，至少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這是一個迫切的問題，對讀書人來說，足以影響他們良心與理智的完整性。李贄自身的經歷，使他對問題的認識更為深刻，表達更為有力。所以，他的著作仍能獲得讀者的欣賞。其中衷曲，在一封寫給耿定向的信裡發揮得淋漓盡致：

“試觀公之行事，殊無甚異於人者。人盡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識以至今日，均以耕田而求食，買地而求種，架屋而求安，讀書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顯，博風水以求福廕子孫。種種日用，皆為自己身家計慮，無一厘為人謀者。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為自己，我為他人；爾為自私，我欲利他；我憐東家之飢矣，又思西家之寒難可忍也；某等肯上門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會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雖不謹，而肯與人為善；某等行雖端謹，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現，所講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講，其與言顧行、行顧言何異乎？以是謂孔聖之訓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說是事，作生意者便說生意，力田者便說力田，鑿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聽之忘厭倦怠。”

李贄的難言之隱在於他強烈地抨擊了這些人物以後，他還是不得不依賴這些被抨擊者的接濟而生活。他們的言行不一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耿定向不過是比較顯著的例子而已。李贄本人也沒有與此絕緣，這就常常使他在對別人作了無情的指責以後，自己感到內疚而稍斂辭鋒。只有當他被別人截擊，已經無法退避，他的感情才如長江大河，一發而不可收拾。

在同輩的人物中，李贄雖然享有比別人更多的自由，但是他終究沒有找到他最企盼的獨立地位。這種困難和衝突迫使他繼續寫作，筆下內容仍然不能越出這一問題的範疇。這種情況，連同情他的袁中道也為之不解：既然由於對官僚政治不滿而絕意仕進，那就理當息機忘世，以文墨自娛；可是寫來寫去，還總是和官僚政治有關，加之名望越來越大，“禍逐名起”。這就無怪乎招致殺身之禍了。

李贄和職定向的爭論，基於人性的善惡。這個問題所涉及的方面非常廣泛，需要從中國哲學史中找出全面的解答。

問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的春秋時代。孔子沒有提到性善或者性惡。他學說中的核心是“仁”。“仁”可以為善，一個君子的生活目的就在合於“仁”的要求。

究竟是哪些成分構成了仁，孔子沒有明確直接的答覆。《論語》一書中，仁字凡六十六見，但從來沒有兩處的解釋相同。一般來說，仁與慈愛、溫和、側隱、以天下為己任等等觀念相通。然而在不同的場合，孔子又賦予仁以不同的概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自我剋制，言辭謹慎、按照禮儀行事，都可以算作仁或者接近於仁；出於環境的需要，一個人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叫做“殺身以成仁”。仁是最容易獲得的品質，任何人有志於仁，就可以得到仁。但是仁也是最難保持的品質，即在聖賢，例如孔子自己，也難能始終不斷地不違反仁。

後世的讀者，必須把這些互不關連的語錄再三誦讀，再三思索，才有可能理解它的真實內涵。綜合來說，溫和有禮，慷慨大方是仁的初級階段。在向更高階段邁進的過程中，又必須把自己的思想與言行統統納入它的規範之內，經過不斷的積累而可以到達去私，最終到達無我。這樣，仁就是一種強迫性的力量、行動的最高準則、超越人世間的品質，也是生活唯一意義之所在，簡直和道家的“道”殊途而同歸。

《論語》中這66條有關仁的語錄，為孔子的學說安排了形而上的根據，成為儒家一元論宇宙觀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