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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萬曆十五年
作者:'美' 黃仁宇
內容簡介:
《萬曆十五年》講述了:明萬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國歷史上原本是極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該年前後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物為中心,抽絲剝繭,梳理了中國傳統社會管理層面存在的種種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探索現代中國應當涉取的經驗和教訓。作者以其“大歷史”觀而聞名於世,本書中這一觀念初露頭角,“敘事不妨細緻,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顧近”。本書自80年代初在中國大陸出版以來,好評如潮,在學術界和文化界有廣泛的影響。
作者簡介:
黃仁宇(1918…2000),生於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後來進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1950年退伍。其後赴美攻讀歷史,獲學士(1954)、碩士(1957)、博士(1964)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1970)。參與《明代名人傳》及《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
正文
自序
本書的英文版書名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作者的署名為Ray Huang,1981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寫的,寫成後,出於向國內讀者求教之忱,乃由筆者本人譯為中文,並作某些修改潤色。
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學歷史系讀書,選定了“明代的漕運”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了5年。論文完成後,算是對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遺留的問題仍然不少。為了解決自己的困惑,並圖對明代的財政與稅收窺其全豹,乃開始收集材料,撰寫“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一書。當時正值臺北影印出版了《明實錄》,此書為明代史料的淵藪,自然在所必讀。全書133冊,又無索引可資利用,所以只好硬著頭皮,在教書之餘每週閱讀一冊。這一走馬觀花式的閱覽就花去了兩年半。除此而外,參考奏疏筆記、各地方誌,搜尋國內外有關的新舊著作,費時更多。此書從計劃撰寫到殺青定稿,歷時7年,1974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
結論從材料中來。多年以來摸索於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了人云亦云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於學術界的探討。
比如,過去關於明史的敘述,幾乎無不有“稅重民窮”的說法。如果意在說明當日的官僚貪汙百出,無力的百姓被攤派的賦役過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認為全國稅收總額過高而導致百姓貧困,則與事實有所出入。16世紀末,全國田賦額最重的為南直隸蘇州府,約佔農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縣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輕重的不同,山東曹縣全縣的賦役約佔農村收入的9%,去蘇州不遠的凓陽縣,情形就更為奇怪,約在1~5%之間。而以比例而言,與此同時的日本大名政權,稅額佔收入的50%。以總額而言,17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500萬,稅收每年竟達700萬英鎊,摺合約銀2000餘萬兩,和人口為30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據此而作進一步探索,可知“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的稅率低,受惠者並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大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徵。
中國幅員廣大,情形複雜。明朝採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屬罕見,在中國歷史中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為管中窺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親自指示,讓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于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發給軍餉,並規定先在應天府抽派若干稅民,和金吾衛的五千軍士對口。試驗一年以後,朱元璋認為成績良好,乃通令全國一體施行。這一辦法之脫離實際,窒礙難通,自不待言而自明,於是只好虎頭蛇尾,銷聲匿跡。這種安排雖然不再執行,但與之相適應的其他經濟措施,則依然危害極大。如果軍需稅收總收總髮,國內的交通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