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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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歸田！”意思說軍隊沒有打勝仗，農民沒有享豐年之福，可見他自己位居高官，對國事毫無貢獻，自應退休，返里歸鄉。然則申時行並不真是一個容易灰心的人。在發完牢騷之後，他仍然抖擻精神，繼續執行他首輔的職責，攤開奏本，用楷書端端正正地寫上，請求陛下以社稷為重，保養玉體，但是經筵決不可長期停止，太祖洪武皇帝，經筵講到70歲仍然堅持不息。他同時又和朋友通訊，指出局勢艱難，“上了否鬲，中外睽攜，自古國家未有如此而能長治久安者”。

申時行是一個富有現實感的人，他懂得為臣之道。如果皇帝說他的問題在腳癢，首席大學士就一定要相信這問題在腳癢。更應該欣幸的是皇帝陛下竟用了這麼多的語句細訴他的困難，這就不失為可喜的現象。所以看來皇帝的病源不深，早朝和經筵不致耽擱太久。好在新的講官和展書官都已派定，只要皇帝能夠出席，經筵可以立即繼續舉行。而且他還考慮，如果皇帝覺得早起困難，則不妨把早朝和經筵的時間稍稍推遲。這些問題都屬於可以通融之列。

申時行之被任為首輔，似為一串意料之外的機緣所促成。

1582年張居正逝世之後，繼任者為張四維。但是不出一年，第二位張閣老的父親也不幸去世。當時自然不能再來一次“奪情”，張四維只能離職丁憂。在此離職期間，申時行代理首輔。但是張四維本人在居喪將要滿朝的時候又突然患病，而且一病不起。以前較申時行資深望重的大學士馬自強和呂調陽也已病死，這樣，命運就把資格最淺的大學士申時行推到了最前面。

1587年，申時行官居首輔已4年。他自稱未老先衰，其實精力正旺。他的父母去世多年，所以沒有丁憂的顧慮。他為人溫和謙讓，沒有幾位前任那種趾高氣揚的姿態。王世貞所作《內閣首輔傳》稱他“蘊藉不立崖異”，就是說他胸中富有積蓄，但是不近懸崖，不樹異幟。這一評價在恭維之中寓有輕視的意味。而申時行的溫和謙讓，卻也始終沒有能使他能在政治風浪之中置身事外。他以後被捲入爭端，進退維谷，直到提出解呈11次之多，才能奉準退休。

申時行由張居正的推薦而入閣，表面看來，這一點對他關礙不深，因為1582年前後，在中樞出任要職的幾乎全部為張居正的私人。申時行和張四維不同，他以才幹取得張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諂媚見用。在張居正死後，他承認張居正的過錯，但並不藉此誇大前任的過失，作為自己執政的資本。其間差異既為同僚所深知，也為皇帝所瞭解。

申時行和其他絕大多數的大學士一樣，出身於政府中執掌教育和文墨的部門。1562年，他在299名殿試及第的進士中名列第一，即得中狀元，並按例授翰林院修撰。此後他在翰林院任職達15年，官至侍讀，並升轉兵部及禮部侍郎，在職僅7個月，即被命為大學士。他和張居正、高拱一樣，未曾就任北京以外的官職。

難道一個人熟讀經史，文筆華美，就具備了在御前為皇帝作顧問的條件？難道學術上造詣深厚，就能成為大政治家？　25年前，翰林院修撰徐時行（當時他尚未姓申，仍襲用外祖徐姓）也曾對這些問題發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學士申時行對此早已煥然冰釋，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奧妙。因為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

多年的翰林生活更使申時行對這些問題的理解逐漸加深。翰林院的官員替皇帝撰寫誥敕，誥敕的接受者總是孝子賢孫，同時也是眼光遠大的父母或是能夠賙濟鄰里領導地方的正人君子。執掌文墨與教育的官員也向皇帝反覆說明，為人君的職責是在使人民在豐年得以溫飽，凶年不致填於溝壑。他們也要闡明三代以來的王道至今依然適用，即一個良好的政府務必選賢任能，同時在社會上提倡誠信與和諧。總而言之，道德至高無上，它不僅可以指導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於具體的技術問題，例如一個蠻夷酋長當撫當剿的得失，使黃河水道南移或北遷的利弊，邊區茶馬交易折換率的調整，等等，自然也很重要，但這是屬於各地總督巡撫的範圍，他們理應提出建議。按本朝傳統，所有的建議仍當奏請皇帝批准。然則用人適當，各地總督巡撫都是眾望所歸，他們的建議，也必為上策佳計，所有奏請，必然會得到批准。所以歸根結底，技術問題仍與道德問題不可分離。

翰林學士在執行職務期間，既已接受道德倫理的薰陶，而有條件精研各種檔案，則為增進技術能力的捷徑。在1578年被任為大學士之前，申時行參與修撰嘉靖和隆慶兩朝實錄和《大明會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