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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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級地方官。周密的調查既費周折，而如果受罰者又提出證據為自己辯護，如所出事情，在他到任之前滋生，或者其差錯在於鄰府鄰縣，或者由於上級指示錯誤，則法庭也無法結案。案懸不結，責任不明，必將破壞全部文官機構的規律，失去以後賞罰的標準。

因之我們的政事，注重體制的安定，而不計較對一人一事的絕對公允。犧牲少數人，正是維持大局的辦法。人事考察條例，也就從這裡著眼。按照規定，四品以下的地方官三年任滿應當入京朝覲述職，由皇帝及有關部門核定他們政績的優劣。但是全國有1100多個縣，任何精明強幹的人事官員也無法詳細知道他們的具體成績，而只能在大節目上斟酌一二。如果一個地方官所統轄的地區安靜無事，稅收沒有多大虧欠，該地區的民風就是“淳厚”而並非“刁頑”，這一位地方官必為好官而非“浮躁”或“才力不及”。京官六年一考核，名為“京察”，考察也很難根據實際能力和成績，而大抵是視其人事應付能否得宜而有其上下高低。京官對這種考核總是戰戰兢兢，因為一旦得到一兩個不良的評語，則一生事業可能立即付諸東流。本朝歷史上最嚴格的數次考察，曾使兩千多文官停職降級。在當政者來說，沒有這樣的辦法，朝廷上就無法去舊迎新；在被考核的文官來說，這樣大批的斥退的確令人寒心，於是他們更要互相照顧，以作為保護安全的必要手段。

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也使他們結成小集團。出生於一省一縣，是為“鄉誼”。同一年考中舉人或進士，是為“年誼”；同年的舉人或進士就像學校裡的同班一樣，在原則上有彼此關照的義務，他們的考官則不消說是終身的恩師。婚姻關係，包括男女雙方的遠親近屬，是為“姻誼”。這多種的“誼”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個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後臺老闆就有提拔新進的義務；私人的困難，可以協助解決，錯誤也可以掩飾。被提拔的和被幫助的當然會對後臺老闆效忠賣力，終身不渝。

申時行既然身居首輔，他不能不感到這種局勢的危險。文官名義上任職於各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組織，但是背後又有他們私人派系。他有一次在給朋友的信內提到這個問題，深深感嘆這種公私“陰陽”的區別。可是他有什麼辦法？他自己還不是依靠張居正的栽培才有今天的地位？申時行不是理想家，他深知人類的弱點不能完全避免。張居正一案已成過去，他現在的任務是要竭誠幫助年輕的皇帝治理國家大事，當務之急是增加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其暴露各人的陰，毋寧提倡他們的陽。正因為如此，他被很多人目為放棄理想以妥協為前提的政客。然而還有人比他更為務實，認為所有倫理道德全是空中樓閣，最多也不過是一種理想和一種裝飾。對這種看法，申時行也不能同意。理想與裝飾究竟不同於虛偽，一個人仍能以此作為起點去推行他的誠意。

即算本朝推行倫理道德以作為治國的標準，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別無更好的辦法。假如沒有這些觀念和原則，我們政府靠什麼而存在？如果放棄“四書”上說的正心誠意，仁民愛物，嫂溺則手援，如何能使2000名京官對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18000名地方官和衷共濟，或者無端受罰而仍然歌頌“皇恩浩蕩”？我們還有什麼更好的標準去教育全國約100萬的讀書人，還有什麼更好的標準去表彰他們的祖先、寡母、賢妻？個人的私心會隨時隨地變遷，只有倫理道德永恆不變。古代的聖賢寫作“四書”的時候如此，朱熹註解“四書”的時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為如此，它才可以在經筵上被講解者發揮，也可以在墓誌上被鐫刻，以為後人的典範。

這種倫理教育所收到的效果，可以用前面提到的鄒元標為例。鄒元標在1577年得中進士，時年26歲。當時他還沒有任何官職，然而根據聖賢的教導，他竟上書指出張居正的不肯丁憂的可恥可惡。這一封奏章使他在午門外受到廷杖，進士的頭銜革去，降為士兵，流放於貴州的窮鄉僻壤。一去5年，直到1583年冤案昭雪，他才被召回北京，任命為給事中，職司監察，穿上了繡有獬豸的袍服。到任不久，他又上書直接批評萬曆不能清心寡慾。皇帝用硃筆在奏章上批“知道了”三個字，給他面子，免予追究文句的唐突。然而鄒元標不識抬舉，過不多久，他二次上書，奏章上的用語更無忌諱，竟說萬曆扯謊，有過不改，而且引用“欲人勿

聞，莫若勿為“的諺語，揭穿皇帝的裝腔作勢，說他沒有人君風度。這就不能不使萬曆勃然震怒，準備把這個不知感恩的諫官再次廷杖。

一個從七品的下級文官，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