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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又是租給誰了？工部的答覆沒有見於記錄。大約史官認為記載了這道上諭，已經可以表明皇帝當時微妙複雜的思緒，至於房屋或賣或租，對國家大事則無關緊要，就不必瑣碎飣餖地加以記錄了。
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
每當大學士申時行走到文華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種沉重的負擔。這是一種道德觀念的負擔。
文華殿坐落紫禁城東部，皇帝在此就讀。1574年，萬曆髫齡10歲的時候，他就能揮筆寫作徑尺大字。寫下了“責難陳善”四個字當場賜給申先生，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師能規勸他的過失，提出有益的建議。這四個字的含義是這樣深邃，書法的筆力也很勁拔，申時行接受這樣的賞賜不能不感到極大的榮幸。13年之後，申時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盡的心力，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一個“萬曆之治”的燦爛理想，也許至今已成泡影。
申時行不是皇帝五個蒙師之一，但他所擔任的功課最多，任課時間也至久。現在身為首輔，他仍然擔負著規劃皇帝就讀和經筵的責任。因之皇帝總是稱他為“先生”而不稱為“卿”，而且很少有哪一個月忘記了對申先生欽賜禮物。這些禮物有時沒有什麼經濟價值，而純系出於關懷，諸如鯉魚二尾，枇杷一籃，摺扇一把，菖蒲數支之類；但有些禮物則含有金錢報酬的意義，例如白銀數十兩，綵緞若干匹。不論屬於哪一類，這都足以視為至高的榮譽，史官也必鄭重其事，載於史冊。
得任為皇帝的老師是一種難得的際遇，也是“位極人臣”的一個重要階梯。固然並不是既為老師就可以獲得最高的職位，但最高的職位卻經常在老師中選任。在皇帝經筵上值講，必然是因為在政治、學術、道德諸方面有出類拔萃的表現。值講者即使還不是卓有成就的實行者，至少也是眾所推服、徹底瞭解國事的思想家。
根據傳統習慣，皇帝為皇太子時即應就讀，受傅於翰林院諸學士，稱為東宮出閣講學。登極之後，除繼續就讀而外，他還要出席另一種形式的講學，即所謂經筵。經筵於春秋兩季氣候溫和之時舉行，每月三次。每次經筵，所有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內閣大學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勳戚都要一體參加，還有給事中，御史多人也在聽講的行列中出現。
經筵舉行的時間一般在早朝之後，皇帝在大漢將軍20人的保衛下首先駕到。在這文質彬彬的場合中，大漢將軍也免除甲冑而穿上袍服，但仍攜帶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華殿面南坐定，傳諭百官進入，行禮如儀。至此，鴻臚寺官員將書案一張擺在御座之前，專供聖鑑；另一張擺設在數步之幾為講官所用。參加聽講的官員魚貫而入，分列書案左右。
經筵和其他所有的儀式一樣，必有其目視耳聽的對稱均衡。先一日用楷書恭繕的講義此時已經陳列於案几之上。在贊禮官呼唱之下，兩員身穿紅袍的講官和兩員身穿藍袍的展書官出列。他們都是翰林院中的優秀人員。講官面對皇帝，展書官在書案兩側東西對立。接著是講官叩頭，叩頭畢，左邊的展書官膝行接近書案，開啟御用書本講義，用銅尺壓平。此時左邊的講書官也已經趨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開始演講。講完後，書本蓋覆如前，講官及展書官退列原位，以便右邊的同僚履行任務。左邊講官所講授的是“四書”，右邊講官所講授的則為歷史。此種節目，歷時大半天只有講官可以口講指劃，其他全部人員都要凝神靜聽，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當今天子偶然失去了莊重的儀態，把一條腿放在另一條腿之上，講官就會停止講授而朗誦：“為人君者，可不敬哉？”這樣的責難不斷重複，決無寬貸，一直到這個為人君者突然發現自己的不當而加以改正，恢復端坐的形態為止。
這種繁文縟節乃是當日國家中一種重要制度。經筵的著眼點在發揮經傳的精義，指出歷史的鑑戒，但仍然經常歸結到現實，以期古為今用。稱職的講官務必完成這一任務，如果只據章句敷衍塞責或以佞辭逢迎恭維，無疑均屬失職，過去好幾個講官就曾因此而被罷免。
在正面闡述聖賢之道的時候，講官可用極委婉的言辭，在不妨礙尊嚴的條件下對皇帝作必要的規勸。皇帝在經筵上可以提出問題，甚至說明他不同的觀點，但是責問或指斥講官，則屬於失禮。即講官准備不充分，講辭前言不對後語，皇帝感到不快，也不能當場流露，而只能在事後間接提出。執行任務時講官所受的優禮乃是長期歷史的產物；即在正德皇帝，那位大有離經叛道意味的人君，也沒有廢止這種優禮。這位不平常的皇帝，他對講官接二連三地影射批評自己，另有報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