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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在泥水中掙扎以表示對皇室的忠誠，就在事後寫了一封奏摺，引用孔子孟子的教訓和皇帝辯論孝道。這篇奏摺立即傳開，執筆者舒芬乃得以名揚史冊。
正德皇帝是否具有大將的才略，現在已經無法判斷，因為他沒有讓文官參與他的親征隊伍，而武官又不會記錄戰況。可以確知的是，他在1517年的那次戰役中曾經親臨前線。1518年冬天，他再度親臨西北邊疆，正好遇上大風雪，從者瑟縮委頓，他卻精神煥發，始終自持武器，端乘坐馬，堅持不用舒適的乘輿。這些應該認為是難得的長處，在文臣的心目中卻變得完全不可理解：為什麼一個皇帝會放棄九五之尊而把自己降格到一個不識字的武弁的地位？這種惶惑以至憤慨，真正的原因是皇帝挖空了他們苦心構築的政治體系。這個體系以仙鶴、鷓鴣、獬豸等等標誌、無數的禮儀磕頭和“四書”中的詞句堆砌而成。正德雖然沒有用明確的語言，但卻用實際的行動對它作了全部的否定。
所以，當正德在1519年又準備以威武大將軍的名義到南方各省巡視的時候，文官們就再也不能忍受了。全體監察官員聯名諍諫勸阻。皇帝照例置不作答，他們就列隊跪在午門外要求答覆。這件事還沒有了結，其他官員已經跟著遞上了奏本，名為諫阻，實則頗有論辯並含有集體示威的味道。皇帝大為震怒，在江彬的建議之下，所有跪勸不去的146個官員每人受到廷杖30下，其中11人當場被打死或事後傷發而死。大學士全部引咎辭職，則為皇帝溫旨慰留。
發生了這些糾葛，南巡的籌備工作拖延了好幾個月，到秋間才得以成行。這次旅行與巡視北方不同，並無軍事上的意義而專為遊樂。江南的秀麗風光使正德樂而忘返。然而樂極生悲，在一次捕魚活動中，皇帝所自駕的輕舟傾覆，雖然獲救，但已使聖躬不豫。1520年年底他回到北京，1521年年初就在豹房病死。由於他沒有子嗣，於是群臣和皇太后商議，決定迎接今上萬歷的祖父入繼大統，是為嘉靖皇帝。
正德毫不費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顯出了他比臣僚確乎要高出一手。其原因，表面看來在於皇帝具有傳統賦予的權威，他想要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其實，事情並不如此簡單。
百官之所以絕對服從皇帝，即使不說是有條件的，但也決不是無目的的。君主專制本來與文官制度相輔相成，在這龐大的組織中，下層的官員把無數不能盡合事實的書面報告逐級遞送到中樞，以其數量之多和情況之複雜而要期望中樞事事處置得宜，自然是不可能的。端坐在寶座上的皇帝，他的力量帶有宗教色彩，其神秘之處，就在於可以使不合理的處置合理化。換言之，皇帝的處置縱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虛心地接受，則不合理也就成為合理。正德皇帝不去培養這種神秘力量，反而偏要去表現自己的將才帥略，豈不是破壞了臣僚們對他絕對服從的大前提？
正德自稱威武大將軍，企圖把皇帝和作為一個富於活力的年輕人的自己分為兩事。不消說，他的臣下是不能接受這些看法的。以本朝幅員之大，人口之多，僅僅為了打敗伯顏猛可，動員部隊的力量就可能達到這個目的。問題在於，要不是威武大將軍朱壽就是正德皇帝，他怎麼能出入幾個邊鎮，指揮所有的軍隊而且有足夠的給養補充？反過來說，要是被任命為前敵指揮的將領都能有這樣的行動自由，即使戰勝外敵，我們的內政豈不大受影響？
事實上，我們的機構設計就不允許高階將領具有這樣的自由。各邊鎮的總兵官一定要受該地區文官的監督，在指定的地區活動。如果不是這樣，唐朝的藩鎮可能重新出現，成為重大的禍患。而如上面所一再說明的，本朝的立國以倫理道德為根本，以文官集團為支柱，一切行政技術完全在平衡的狀態裡維持現狀而產生。且不用說旁的武官，即使皇帝親統大軍，以動態作前提，遲早也會使國家的人事、行政、稅收、補給各項制度發生問題。
正德的一生，一意孤行到這種程度，也有其特殊的原因。他的一生幾乎談不上家庭關係。他的母親給他的影響微乎其微，宮中的妃嬪也沒有一個人對他具有籠絡的力量。在他登極的時候，三個大學士都以文章道德著稱而缺乏解決實際政治問題的能力。一個天生喜歡活動的年輕人，看到一方面是他的朝廷逐日在按部就班、調和折衷的原則下辦事，另一方面則是那麼富有刺激性的鼙鼓旌旗、金戈鐵馬，他自然會不加思索地選擇了後者。正德要求實現個性的發展，而帝國的制度則注意於個性的收縮。不論是出於自尊心還是虛榮心，正德利用他皇帝的地位和傳統對抗。協助他在對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