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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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他們沒有完全駕馭下級的能力，因為各人自抽“常例”，即下級也擁有財政權；人事權則集中於北京，對下級的升降獎罰，上級只能建議而無法直接處理。

體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團更需要用精神力量來補助組織之上的不足。這有本朝的歷史記載為證。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時候，可以不惜犧牲以完成任務。有的文官從來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卻可以領導倉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後殺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顧溽暑疫疾，和民夫同飲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脅下搶救危險的河堤。這些好處當然不應抹殺，然則它們帶有衝動性質，也多個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緊急情況一起出現。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備體制上技術上的周密，則不致接二連三地在緊急情況下依賴於道德觀念作救命的符塞。說得嚴重一點，後者已不是一種好現象，而是組織機構違反時代，不能在複雜的社會中推陳出新的結果。

這種局面不打破，文官的雙重性格發展得越來越明顯，這也是精神與物質的分離。一方面，這些熟讀經史的人以仁義道德相標榜，以發揮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為國家服務，以自我犧牲自詡；一方面，體制上又存在那麼多的罅隙，給這些人以那麼強烈的引誘。陰與陽的距離越來越遠，找出一個大家都同意的折衷辦法也越來越困難。

以張居正的精明幹練，他沒有能解決這個問題。他的十年首輔生涯，僅僅剛把問題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辦法使文官們感受到極大的壓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後的被清算。申時行不得不把目標降低。他所說的“使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就表現了他調和這陰陽兩極的方針。他無意於鼓勵不法，但也不能對操守過於認真。1587年京察之放寬尺度就是這種宗旨的具體說明。在他看來，嫂子已經掉進水裡，決不能再像平常一樣保持遠距離的尊敬，而需要“援之以手”了。

就算是降低了標準，申時行也沒有能達到目的。有一些自命為體現正氣的年少新進，堅持“四書”中所教導的倫理觀念，對1587年京察的做法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其中有一個顧憲成，所提出的抨擊尤為尖銳。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決心要檢舉缺乏能力和操守的官員，而不惜重新撕破申時行所苦心縫補的破綻。申時行的對付辦法就是把他調往外省。

所以，在立儲問題還沒有對京官形成普遍壓力的時候，他們的內部關係已經十分緊張了。張居正的強迫命令固然失敗，申時行的調和折衷也同樣沒有成功。在北京的兩千多名文官中間，存在著對倫理道德和對現實生活的不同態度，互相顧忌而又互相蔑視。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發財致富的機會；有的人家境豐饒，用不著靠做官的收入維持生活，自然就不會同意和允許其他人這樣做。“四書”中的原則，有的人僅僅視為具文，拿來做職業上的口頭禪，有些人卻一絲不苟，身體力行。另外有一些人彷徨於上述兩者之間；也有一些人由於人事的牽涉參與了對立的陣營。

文官之間的衝突，即使起因於抽象的原則，也並不能減輕情緒的激動。一個人可以把他旁邊的另一個人看成毫無人格，他的對方也同樣會認為他是在裝腔作勢地用聖賢之道掩飾他的無能。而眼前更為重要的是，立儲一事絕不是抽象的原則，而是關係到文官們榮辱生死的現實問題。因為，凡是皇帝的繼承權發生爭執並透過一場殘酷的衝突以後，勝利者登上皇帝的寶座，接著而來的就是指斥對方偽造先帝的旨意或是暴戾無道；因為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如果不經過這一番左右輿論的工作，自己的勝利就不能名正言順。而他手下的擁戴者，也總是要請求新皇帝以各種兇狠的手段加之於他們的對方，才能順逆分明；自己流芳百世，政敵則遺臭萬年，各有分曉。這種情形，在本朝的歷史上至少已經發生過兩次。

第三個登上皇位的永樂皇帝，如所周知，是用武力奪取了侄子建文皇帝的江山。在起兵的時候，他就大肆製造了洪武皇帝本來要傳位於他、建文皇帝只是矯詔嗣位的說法。功成之後，他又大批殺戮了拒絕擁戴他的廷臣和他們的家屬。第六代正

統皇帝，在和蒙古瓦刺部落作戰的時候被對方俘虜。廷臣和皇太后商量之後，擁立他的異母榮登極，是為景泰皇帝，俾使瓦刺不能以當今天子被其拘禁而作為談判的要挾。最後瓦刺由於無利可圖，只好把正統皇帝送回北京。一個國家不能同時存在兩個皇帝，於是正統被稱為太上皇，表面上在南宮優遊歲月，實則乃系軟禁。7年之後，擁戴太上皇的奪門復辟成功，改稱天順。功成之後，擁立景泰的臣僚受到了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