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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濟不能獨立，註定成不了大事，充其量成為一個幸運的幕僚或倒黴的教唆犯乃至“自絕於人民”的“死有餘辜”的替罪羊——中國自屈原起的幾千年歷史早已將此規律反反覆覆地演繹論證了無數遍。讀書人終其一生都在做著一個“擇明君而侍之”的痴心夢想，縱然鞠躬盡瘁，肝腦塗地仍被視為異類貳臣，卻依然痴心不改，在我看來，與其稱其為執著不如稱之為犯賤！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奴婢情結。�
那天晚上我正伏案奮筆疾書《論〈厚黑學〉在當代條件下向實踐的轉化》，忽然有個哥們來找我，他是我的中學同學王文革，稀飯大學中文系畢業，現在市裡一個清閒的機關裡混，多日不見了。�
“嗬！嘖嘖嘖！你他媽的居然還有閒心閉門讀這種書寫這種文章，難怪整天見不到你，又一個野心家誕生了！你想當康生呢還是當林彪？”他翻了一下書的封面，又搶過我的論文，驚歎道：“你他媽想升官都走火入魔了！不過，唐朝趙蕤的《反經》和清朝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比《厚黑學》實用得多，我有兩本要不要借給你研究研究呀？”�
“有何高明之處？”我問。
“那可是中國曆代統治者和謀略家藏而不露，秘而不宣，讀而不傳，用而不言的一本政治教科書！集陰謀之大臣，執詭計之牛耳。你那兩本書只是小兒科……我建議你好好研究研究。
“別說那麼難聽好不好，我只是看著解悶嘛。”我有點不好意思，又把話題岔開，“你找我有什麼事？”�
“什麼事？別里科夫！你他媽的什麼事都不知道呀？”他嘲笑我。�
“我這段時間只關心波黑局勢和日裡諾夫斯基的動向——那是俄羅斯政壇的一顆新星。”我笑，“到底什麼事？哦，你想有個家了是吧？她是誰？”�
“胡說！我倒想有個家了可家裡不要我了，我被趕出家門了。”他似笑非笑，“現在我無家可歸了。”�
“怎麼了？老頭子看你不順眼了？你那種好吃懶做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傢伙，遲早都會有這一天，我早就料到了，活該！”我有點幸災樂禍地說。�
“我不開玩笑！我辭職了！上個月底辦的手續，沒跟家裡商量。”他神情異常嚴肅，我這才相信他的話，那小子真的有那種豪氣。他那當翻砂工的老子絕對幹得出趕他出家門這事，這點我知道。�
“你瘋啦？為什麼？這麼多的哥們都指望你來提拔呢？你呀你？”我氣得抓住他雙肩使輕搖，“到底為什麼？”�
“也不為什麼，就是看不慣，一副副阿Q的嘴臉，卻要擺出一副貴族的神情，我受不了！解放才多少年？改革開放才多少年？中國哪裡去找他媽的貴族呀？國家居然要把這種人養起來！大事幹不了，小事不想幹，整天胡侃瞎吹，不謀事光謀人……”他氣咻咻地罵道。�
“那你現在在幹什麼呢？”我著急地問。�
“社會活動家。先調查一下市場再說。趙衛彪和賈衛東都停薪留職了，革命不徹底！沒種！他們合夥開了家火鍋店，明天正式開張，今晚上招待哥們，我是專門來通知你的。”他說。�
“趙衛彪不教書啦？賈特派也不搞統戰了？你們都瘋啦！”我驚呼。這兩人都是我高中同班同學，公認的一對才子。趙衛彪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一所離城幾百裡，不通電、吃水靠人背，九月份就下雪的高海拔山區。我去過那裡，那裡的山民以土豆、玉米為主食，高山氣候使每個人臉上都有一塊類似藏民的，妙不可言的“高原紅”。我去之前趙衛彪讓我帶點大米，帶支獵槍，我的新鮮感僅僅維持了三天。他的學校在一處野山旮旯深處，夜晚我和他幾次在睡夢中被門外流連的狼和野豬驚醒，那種飢餓中的嗥叫讓我毛骨悚然，我的那支小口徑獵槍對他們而言無異於搔癢撓子。第五天就下山返城了。賈特派叫賈衛東，據說大學一年級就秘密入了黨，但他自己一直否認自己是中共黨員，畢業後被組織派到一民主黨派搞聯絡工作，整天和一幫六七十歲的知識精英、社會賢達混在一起。我們都叫他“賈特派”、“間諜”或者“特務”。去年他和趙衛彪聯名發表了兩本詩集《我的出生是個事故》、《不要汙染我的眼睛》，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轟動，稿費掙了好幾千。沒想到兩個傢伙又合夥開火鍋店了。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看來我真成別里科夫了。�
王文革趁我不備，把《厚黑學》一下扔到床底下就拉著我出了門。�
夜幕中的虹紅燈交相閃爍，把不大不小的蒙城掩映在一片撲朔迷離的光茫中，顯得極富誘惑力和現代感，刻意炮製出虛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