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鑽進了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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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這位好鑽研學問的猶太司機竟把錢其琛的琛（chen）中間多加了“個0，成了猶太人的姓名”COhen“。

拉賓在特拉維夫國防部會見錢外長時，我和中央電視臺記者都被攔在門外，氣得我哇呀暴叫。經與拉賓的新聞秘書交涉，以方才同意我們進入會場，拍下珍貴的歷史鏡頭。我深感軍人出身的拉賓儘管嚴厲，但卻通情達理。

1993年9月底，中國駐以色列使館在特拉維夫舉行國慶招待會，大使林真讓我給相機充足電，據說拉賓將參加中國國慶，可我始終將信將疑。幾年來我到過埃及、約旦、伊拉克、黎巴嫩……參加過多次國慶招待會，可還從未見過哪總理親自來使館祝賀中國國慶。

黃昏，我懶洋洋地幫廚師小李在使館草坪上掛國旗，突然來了兩名以色列便衣，彬彬有禮地沿著半人高的圍牆轉了一圈後便悄然離去，可使館外連一個崗哨也沒加。招待會開始後，我逐一為與大使握手祝賀的來賓拍紀念照。就在我的閃光燈需要更換電池時，我突然發現當天下午來過的兩名便衣正靜靜地排在魚貫而入的隊尾，站在他們之間的，竟是以色列總理拉賓。

我忙不迭地奔過去、手忙腳亂地給相機換上新電池。

近在咫尺的拉賓身著暗藍西裝、白襯衣，打著藍領帶，雙手交叉，身體習慣地向右前傾，謙遜有禮地排在來賓的隊尾。大使與拉賓並肩沿花園小徑緩步而入，我搶到他們的前面，透過取景器全神貫注於拉賓的一舉一動。正當我心滿意足地在拉賓眼前倒行時，一盞草坪地燈絆住了我。我只感到原本肌肉萎縮的右腿一下子失去控制，我和我脖子上的相機一齊失去平衡地仰面向後倒去。

就在我即將倒地的一剎那，拉賓身後貌不驚人的便衣象緊繃的彈簧撲向我，抓住我攝影背心的前襟，將我拎了起來，整個過程全是瞬間完成的，以至我現在根本無法回憶當時的感覺。驚魂未定的我忙不迭地向拉賓的便衣說“圖達拉巴（希伯來語：衷心感謝）”，而處變不驚的拉賓卻咧開大嘴用英語告訴林大使：“我的保縹總是這樣保護那些為我折照而摔倒的人。”難怪他對我剛才的窘態習以為常。

也許是為我壓驚，拉賓把為他準備的一份石斑魚讓給了我，而執行任務時連一滴水也不喝的便衣則將他的石斑魚給了新華社駐以色列首席記者懷成波。還了陽的我又來了勁：“我是拉賓，他們是我保鏢！”

在行將為我冗長的文章結尾之際，拉賓、佩雷斯和阿拉法特共同獲得‘94諾貝爾和平獎。而他們三位都接受過我採訪。拉賓獲獎之後說，他獲得的和平獎屬於全體以色列人民，並宣佈將獎金捐獻給那些獻身於和平事業的人們，就象《聖經》中的騎士聖喬治。

後記

1995年11月5日，我正和一幫狐朋狗友圍著火鍋涮羊肉，腰問的BP機突然狂叫不止，低頭細看，一行蠅頭小字說：“快聽廣播，你的拉賓被刺。”一時間彷彿五雷轟頂，我手忙腳亂地摸出口袋中的松下RF——10短波收音機，慌亂中踢翻板凳險些燙著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

情報是千真萬確的。11月4日是猶太安息日，特拉維夫10萬人在國王廣場舉行“要和平不要暴力”集會。19點50分，拉賓結束講演走向停車場時，一個名叫阿米爾的25歲猶太學生，用一支9毫米帕雷特手槍，在拉賓背後連發四彈。其中三槍命中拉賓，分別射入脊椎、脾臟和肺部，19分鐘後敵無效，拉賓死於伊奇洛夫醫院。

悲痛後的我像聽到槍響計程車兵，《中國青年報》值班的副總編陳泉湧打電話讓我寫一篇拉賓的文章並問我能寫多少，他能給我多大版面，他說一個版。《世界博覽》任主編聞訊連夜趕回辦公室幫我找來我拍的拉賓照片。

11月6日拉賓下葬的同天，《中國青年報》用了一整版圖文並茂的地悼念拉賓。惟一遺憾的是沒用我的標題“鑄劍為犁”。

一星期前，我在中國新聞學院講課時，有個學生問拉賓是否是和平衛士。我說我不同意，我認識的拉賓是位國家利益第一的公務員，是位民主國家的民選總理。他所做的一切是為猶太選民服務，為猶太國家服務，為全體納稅人服務，至於和平還是戰爭都僅是現象而非本質。基辛格在悼念拉賓時甚至提到拉賓“是勉強進入了和平程序”。拉賓從軍27年身經百戰，打敗周邊阿拉伯國家佔領耶路撒冷，直到1990年還命令部隊開槍打斷巴勒斯但示威者的雙腿。

以色列的和平是透過1979年的埃以和約、1994年的約以全面和約完成的。拉賓令我尊敬的不是和平也不是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