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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打倒美帝，好像我就是喬治·布什。
伊拉克貿易部長薩利赫接受採訪時稱戰爭封鎖使伊拉克每人每月僅能得到1公斤大米，醫院中的急診手術往往得依靠燭光。哈佛大學研究所認為到1991年底至少有幾萬名兒童飢病而死。國際紅十字會迪利克醫生告訴記者，由於缺少醫療裝置，醫生不得不重複使用注射器，這將使很多人有可能感染肝炎和艾滋病。這番話聽得我不寒而慄，因為我已奉命捱了許多說不上名目的防疫針。而這些針的注射器全是反覆使用的，因為伊拉克自國際封鎖以來就很難找到一次性針頭。
我還奉命與共和國衛隊同行，到南方鎮壓穆斯林什葉派暴徒，到北方平定庫爾德人叛亂，回到巴格達，伊拉克情報部薩東先生把我傳到他的辦公室，嘴角叼著一枚快要燒著小鬍子的雪茄煙蒂，開門見山地問我是否拍了一家被燒燬的錶店。我弄不懂他是什麼意思，一口咬定沒拍：“薩東先生，您知道，我向來是除非接到命令，否則根本不按快門。”老薩東一對虎目盯了我好久：“據我的情報，你並不總那麼聽話。不過別害怕，現在是我求你，我們的部長出於某種興趣，急需一張埃爾比勒那家被燒燬的鐘錶店的照片，可我手頭現在沒有。我聽人說你路過那家倒黴錶店時，手中的相機響了一下。”
三進巴鉻達（1993年1月～2月）1993年1月17日海灣戰爭爆發兩週年紀念日，美國空軍再次襲擊巴格達以南16英里的伊拉克核工廠。巴格達市中心拉希德飯店也被一枚“戰斧”導彈擊中，炸死一名婦女，傷數十人，其中一名德國記者炸了個滿臉花。事件發生的時候，我正在南黎巴嫩雪山上採訪被以色列驅逐的416名巴勒斯坦難民，直到10天之後我才抽身飛到約旦，取道進入伊拉克。
自海灣戰爭以來，由於國際社會制裁，多國部隊的F——15鷹、F一18A大黃蜂、F一14雄貓控制了制空權，伊拉克固定翼飛機就沒敢升空，持續的空中封鎖使伊拉克民航集體轉業改開大巴士，專營從巴格達到安曼的長途客運，戰爭使飛禽成了走獸。早上9點，我身背採訪器材，手提安曼分社幫我準備的一大摞阿拉伯大餅，爬上由約旦首都安曼開往巴格達的“沃爾沃”長途車，踏上長達1000公里的沙漠路。
直到中午，伊拉克航空公司的大巴士才駛出約旦魯維謝德，海灣戰爭期間國際紅十字和國際紅新月會協會在此修建的難民營已蕩然無存，只剩下坑坑窪窪的帳篷坑。根據我戰時模糊的記憶，約伊兩國間有70公里寬的中立地帶，可現在約旦的邊界似乎向東推進了相當一段距離。伊拉克塔布裡勒海關出現在眼前，紅、白、黑、綠的四色伊拉克國旗懶洋洋地在烈日下飄舞依舊，只是國旗上增添了一行醒目的綠色阿文：“安拉最偉大。”這是伊拉克海灣戰爭之後修改國旗的碩果。
伊拉克海關認真地在我護照的第一頁上填上我攜帶的相機、鏡頭、錄音機……這是以往兩次沒有的。我規矩地排在一名義大利商人身後等待過關，一位顯然不諳英語的伊拉克邊防警察用極奇怪的發音逐一點名，結果使所有聽眾對自己的姓名都頓感陌生。輪到我前面的義大利商人時，這位隨時準備應答自己名字的主人竟對警官高喊自己大名毫無反應，當即因裝聾作啞把警察氣得喉嚨冒火，被惡狠狠地丟擲隊外。眼看著剛剛還紳士派頭十足的商人老兄頃刻斯文掃地，我不禁感慨人的命運真比蛛絲還細。好在我順利過關，犯人蒙赦般爬上冷寂的大巴士，繼續茫茫未知的旅途。
傍晚，我們的大巴士終於緩緩駛人神秘的巴格達。伊拉克情報部為加強攝影採訪管理，把我和美國《時代》週刊攝影師羅伯特·斯特朗編在一組，採訪當年被多國部隊炸成一堆爛鐵的兒童奶粉廠。據介紹，伊拉克人民自力更生，已使該廠部分恢復生產，奶粉廠還送給我們每人兩袋奶粉作為佐證。採訪完畢，我掏錢請情報部陪同瓦利德在巴格達豪華的薩哈飯店吃午飯，連點了三道主菜都說沒有。好不容易上了一道著名的巴格達“祖拜迪”烤魚，可我敢打賭，這條魚至少登陸了一個月，沒鱷魚牙、火雞胃就別想消化它。
情報官瓦利德問我這次來巴格達與前兩次有什麼不同，我說：“伊拉克人民更團結了。”他說：“當然，現在是戰爭。我警告你，一個人上街千萬別背相機。”飯後，我發現瓦利德貪婪地注視著櫥窗中的進口香菸，便主動給他買了一包，不料他一面如獲至寶地揣進襯衣口袋，一面請求我為他的同事再買一包。戰前，這類進口煙成箱地擺在貨架上，兜裡揣滿了用滾滾石油換來的美元的伊拉克人對此根本不屑一顧。
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