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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我得先從北京飛到伊斯但布林，至於以後的路全憑安拉安排。
臨近煙波浩淼、黑雲壓城的波斯灣，一股慷慨別燕薊的孤獨感油然而生。海水中總浮現出我老媽隨風飛舞的灰白頭髮，出發前一天的晚上，她一直背對著我拼命地洗我換下的一大堆髒衣服。對有可能發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準備。我深知，除非犧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則就別去冒險。
如果人生的樂趣在於這一秒鐘不知道下一秒鐘會發生什麼，我的巴格達之行則飽嘗了這種提心吊膽的樂趣。從伊斯但布林換乘約旦的波音——727飛至安曼，安檢更加嚴格。伊拉克航空公司別出心裁地要求所有旅客親手將自己的行李搬上飛機貨艙，以免混入“皮包炸彈”。每位旅客都領到一張白色傳單：“根據伊拉克革命指揮委員會229號命令，在你抵達巴格達5天之內，必須到指定的地點做血液檢查。”我這才發現，此時逆著外逃的人流進入巴格達，決不是件輕鬆的事。
在巴格達拍照難於上青天，剛擺脫8年兩伊戰爭又面臨多國部隊轟炸的伊國人草木皆兵。數不清的政府各部、商店、醫院、銀行、煤氣站、加油站、超級市場、重要路口、立交橋、廣場、博物館、集市、機場、車站一律嚴禁拍照，荷槍實彈端AK步槍計程車兵遍地都是，不時有槍聲劃破長空，我成了兩耳直豎、四處亂蹦的兔子。
一位常駐巴格達的記者警告我：美聯的薩拉哈和路透社的馬蒙被取消了簽證；拍攝巴格達“軍事設施”的巴佐夫特被絞死；不守規矩的塔斯社記者死於車禍……聽得我後脊樑直冒冷汗。在巴格達，如果沒有伊拉克情報官員陪同，你根本就別想背相機上街。且不說軍警憲特，光是革命覺悟高漲的老百姓就招架不了。好在我生就一張典型的東方人的臉，攝影背心上的五星紅旗和中、英、阿文書寫的“人民中國新華社”又使我區別於日本人。由於日本海部內閣出兵參加海灣封鎖，在伊拉克犯了眾怒，在巴格達被誤作日本人可不是什麼光榮愉快的事。
伊拉克政府組織記者拍“萬名婦女兒童抗議美帝”。幾個剛會走路的兒童身掛“要薩達姆，不要布什”、“要和平不要戰爭”的大紙牌蹣珊而行。我和緊靠我左臂的白人記者跟著人群大喊：“打倒布什！”此舉深得伊拉克人民的敬意。
事後才知道，這位白人老兄竟是美聯社的多米尼克。
1991年1月2日，伊拉克政府命令所有1973年以前出生的男孩立即到預備役報到。看著才滿17歲的半大孩子鬥志昂揚奔向徵兵處，我的心情怎麼也明快不起來。政府已向民兵發槍，機場售貨員得意地向我炫耀他屁股上的柯爾特手槍。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臨時計程車業務，奉命開往科威特前線，他驚奇地問我為什麼還不離開，“巴格達和它的350萬人口將不復存在”。醫院正把藥品清點集中，裝箱隱蔽。市中心拉希德大街軍車成隊，開往前線的軍人在此盡情享用政府新增加的每月50第納爾軍餉。
與年輕人的激動相反，老年人出奇的平靜甚至悲觀，我們的房東太太哭訴自己命苦，她想逃回老家曼蘇爾，可聽說多國部隊已把那裡的核基地列為打擊目標。
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武官曹彭齡全是北大學長，對我這個膽大包天又四處搗蛋的小師弟自然格外照顧。曹武官之父乃著名翻譯家曹靖華，曾任北大俄語系主任，曹武官本人一身儒風，怎麼看也不像武官，更像個文化參贊。在曹武官宿舍的地毯上，他用茶杯、咖啡罐、腰帶擺了態勢圖，向我介紹一觸即發的戰爭。在最近的140天裡，伊拉克已在南方修了2200公里的甲級公路，在北緯31度線集中了它的全部裝甲單位，依賴真主師則進駐庫特，擺出決戰的架勢。北部三省庫爾德人居住區僅部署了一個輕裝甲師。我不禁對這種面對進攻卻分散兵力的防禦表示意外，懷疑這種依靠三條縱向公路的戰術原則。曹武官點頭同意，因為僅從圖上作業看，伊拉克將一戰即敗。
使館計劃留下鄭達庸大使為首的五個人，其餘人員分批撤出。留守的我們在中國使館樓頂用紅漆畫了一面巨大的五星紅旗，冀以免遭轟炸之虞。
二進巴格達（1991年3月～5月）我是在以色列挨“飛毛腿”襲擊時接到再進巴格達命令的。由於以色列與伊拉克早在古巴比倫漢漠拉比時代就結了仇，海灣戰爭使伊拉克把一切與以色列發生過關係的人都視為“匪諜”，我的伊拉克簽證上早就註明：“一旦該護照有以色列痕跡即告作廢。”因而這次奉旨二進巴格達大有直接晉見死神之意。我的以色列朋友聽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