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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一時舉棋不定,幾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為北援事關“勤王”,無可推諉,但又想留下鮑超所部對抗太平軍。他召集文武參佐討論對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種方案,結果多數人主張派兵入衛,只有李鴻章力排眾議,說“夷氛已迫,入衛實屬空言,三國連衡,不過金帛議和,斷無他變”,而“楚軍關天下安危,是失,切宜慎重”,主張“按兵請旨,且無稍動”。李鴻章認為英法聯軍業已逼近北京,“入衛實屬空言”,英法聯軍之役必將以“金帛議和”而告終。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聯軍,而是造反的太平軍。湘軍“關天下安危”,應把刀鋒對準太平軍。至於北援,應“按兵請旨”,靜待時局之變。曾國藩深受啟發,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鮑超人地生疏,斷不能至,請於胡(林翼)、曾(國藩)二人酌派一人進京護衛根本”;一面在實際行動上採取拖延觀變戰術。結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議”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時接到率勇北上諭旨的河南、陝西等省巡撫聞命即行,結果卻空跑一趟,勞民傷財。相比之下,則顯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們二人之所以高明,則由於接受了當時正在曾國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鴻章的意見。事後,胡林翼選擇李鴻章、陳鼐、李榕三人的獻議附於曾、胡二人的書面意見之後,編為《北援集議》一書,刊行於世。大概由於內部議論過於直露,不宜公開發表,在刊刻時刪去一些內容。故在李鴻章的條陳中已不見“按兵請旨”的字句。
曾國藩、胡林翼不願派鮑超入援,還有另一層考慮,即鮑超乃一員勇將,朝廷肯定令鮑超歸勝保管帶,而勝保乃極端仇視湘軍,勝保若以“勤王”之名,將鮑超收為麾下,那時北援湘軍就會拱手送人,這對全域性又是大有影響的事。但鮑超不明底裡,認為自己失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機會,故露出不滿之意。還是胡林翼善於做思想工作,寫信勸誡說:“滌帥與我都深知勝保為人忮忌貪詐,專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將,弟若北援,無論南北風氣異宜,長途餉項軍火,無人主持,且必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難,不敢不遵,萬不可以他詞推諉,其時滌帥籌思無策,只得應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與滌帥若能北行,則所帶將士,或不致十分飢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滌帥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滌帥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於世事太愚,當一心敬事滌帥,毋得稍有怠玩,自來義士忠臣,於曾經受恩之人,必終身奉事惟謹。”
經過胡林翼的一番開導,鮑超才明白了曾國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說在“勤王”問題上,曾國藩採納李鴻章意見“按兵”抗上是一種“剛”,而曾國藩對待鮑超的這番良苦用心則可謂是另一種的“柔”。
能柔能剛必變弱為強
後人評價說,清末中興名臣曾國藩就是一個能柔能剛、能弱能強之人。那麼他柔弱在什麼地方?剛強在什麼地方呢?
清朝末年,朝政掌握在西太后手中,她是清政府的實際統治者,但是清末的江山卻是靠曾國藩維持的。
曾國藩比慈禧大二十四歲,早死三十六年,可以說他為官一生,榮辱升降都是由一個女人控制著。曾國藩可以算得上是清王朝的一個忠臣了,但是任何一個註定滅亡的朝代,那些企圖力挽狂瀾的所謂忠臣其實都是很成問題的。曾國藩也一樣。他可以說是清末“功蓋天下而主不疑”的社稷棟樑。他是用什麼方法逃過“功高震主”的悲劇結局,尤其是在西太后那樣陰狠毒辣的鐵腕下?
曾國藩作為一個漢人,受到滿清政府的賞識,開始走的就是上層路線。最初曾在京城做官時,只是禮部的一個小職員,他有目的地結交了一位親王。太平天國剛起事時,親王向咸豐舉薦曾國藩說:“此人膽大心細,才堪大用。”咸豐於是召見了他。曾國藩受命前往一便殿覲見皇上,可是殿裡空空的,不見一個人影,只是在上首有一把皇帝坐的椅子,下面有一錦墩。帶領他的太監叫他等候。他向皇位三跪九拜之後,就規規矩矩坐在錦墩上靜候,等了一個多時辰,始終不見皇帝出來。最後一個太監出來通知他,說皇帝今天有事,改日再召見。曾國藩只好對著那把空椅子再拜之後回去。保薦他的親王詢問他接見的情況,曾國藩一一告知。親王問他在便殿裡有沒有看見什麼東西。曾國藩仔細回想,除了皇位和錦墩,確實沒有看到什麼。這位親王一聽,說了聲“糟了!”就趕緊跑進宮裡,找到當值的太監,送上紅包。結果打聽出來皇帝座位後面的牆上,掛了一張很小的字條,上面寫的是《朱子治家格言》。親王回來告訴了曾國藩,並對他說,前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