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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以三千六百年為春秋。五文王之春秋，有五文王者出。六仲尼之春秋，有六仲尼者出。十一大聖人者，以行其二統，而天地為再開闢”云云。蓋以《皇極經世》之學說《春秋》，自三《傳》以來，未之前聞。即邵子亦未發此義也。道周《禮記》諸傳，雖不必盡當於本旨，而借《經》抒論，於人事猶有所裨。此則真無用之數學，不能以道周之故，曲為之說矣。
△《春秋實錄》·十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鄧來鸞撰。來鸞字繡青，宜黃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武昌府知府。是編專為科舉而作，故其《凡例》曰：“《春秋》從胡，凡左與胡觭者必削，定是非也。”又曰：“《春秋左傳》，惟有關經題者載之，從簡便也。”其書可不必問矣。
△《春秋纂》（無卷數，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朱之俊撰。之俊有《周易纂》，已著錄。是書大抵隨文生義，罕所根據。
如“成風請救須”句，乃婦人左袒母家之常態，遽以繼絕美之。如斯之類，所見頗淺。又如芮伯萬母事，引隋獨孤後以責其妒，與《經》義了不相關。至於災異必推事應，尤多穿鑿。
△《麟旨定》（無卷數，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陳於鼎撰。於鼎字爾新，宜興人。是書成於崇禎庚午。以“麟”字代“春秋”字，命名已陋。又但標擬題，各以一破題為式，而略為詮釋於下。即在舉業之中亦為下乘矣。
△《春秋三書》·三十二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張溥撰。溥有《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已著錄。是書第一編曰《列國論》，凡二十四卷。第二編曰《四傳斷》，凡七卷。第三編曰《書法解》，凡一卷。同時徐汧、張採為之序。採又有《例言》，稱《列國論》中尚闕《雜國》一題，《四傳斷》中僖公闕十餘年，文公全闕，襄公以下亦全闕。採間為補之。《書法解》為目多端，僅成一則。溥與採倡立復社，聲氣交通，蔓延天下，為明季部黨之魁。其學問則多由涉獵，未足專門。其所撰述，惟《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蒐羅放佚，採摭繁富，頗於藝苑有功。然在當時，止與梅鼎祚《文紀》諸書齊驅並駕。較之楊慎、朱謀《土韋》考證，已為少遜矣。至於經學，原非所擅長。此書為未成之本，亦別無奧義。採等以交遊之故，為掇拾補綴而刊之，實不足以為溥重也。
△《春秋說》·三十卷、《附錄》·三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王浸大撰。浸大字幼章，合肥人。崇禎丁丑進士。是書雜採諸說，斷以己意，而本於卓爾康《辨義》者為多。其首為《諸家考》，敘古來《春秋》家及所著書。次為《經傳大旨》，輯諸家議論之與己合者，次《紀傳》，輯周及列國事蹟，分析《經》文，各以類從，而附以《時義、地義論》。次為《春秋總義》。
次《比事》四十二則，《自跋》附焉。總為三卷弁於首。次乃詮釋《經》文，分十二公為三十卷。朱彝尊《經義考》不載，蓋此本為浸大孫雲龍所錄，未及刊版故也。浸大以《春秋》本魯史原文，孔子修之。蓋筆削史文以見義，非變史文以起義。自說《經》者不舉大義而求之名字、爵號、日月及會之類以為義例，蓋昉於《公》、《穀》，盛於胡氏。詮說愈繁，而經學愈亂。故著是書以破諸家之言書法者。然《春秋》固本魯史，其間亦有聖人特筆。如“天王狩於河陽”，《左傳》具述改修之義。《坊記》所引魯《春秋》、《公羊傳》所引不修《春秋》及寧殖所稱“載在諸侯之策”者，揆之聖《經》，有同有異。欲駁一字褒貶之說，而謂聖《經》僅魯史之節文，未免矯枉而過直。其說《經》亦多臆斷。如解“尹氏卒”雲：“《公》、《穀》謂譏世卿，鑿矣。欒、郤、韓、範世專晉，七穆世專鄭，曷為不譏，而特譏王朝大夫乎？”夫外大夫卒，例不見《經》，《春秋》何由譏之耶？解“肆大眚”雲：“文姜罪惡通天，歿後必有陰禍，莊公肆眚，為之求福免罪耳。”不知《春秋》時浮屠之教未入中土，何得有罪福之說。解“鄭棄其師”雲：“此高克怨辭。”夫克一逋臣，豈能以其事遍赴列國？杜預所謂克狀其事以告魯者，本無確證，何得遽斷為據克之言？又《比事》中解“城築”一條雲：“邑書城。臺、館、囿書築。城，土功也，故須築。南門、雉門書作，木功也，故須作。”夫南門、雉門豈竟不須土功？且兩觀何以亦書作也？凡此皆隨意生文，不為典要。至其《紀傳》敘事，並始於隱元年，訖於哀十四年。其中止雲某事書於《經》某事不書。又自齊、晉以下皆以魯公年數紀年，即《周本紀》亦然。是屈天王之正朔，就侯國之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