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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開始，只要把遊牧先輩和後輩的文化成果拿來即可。當然，後來鮮卑、蒙古族和滿族都看到了漢文化的缺陷，在接受漢文化時做了不小的取捨，並增添了許多遊牧文化的內容。
還需要說明的是，傳統觀點認為遊牧民族雖然可以在武力上征服中原，但是漢族卻可以用漢文化征服遊牧民族，這實際上是一種大漢族主義觀點。這種觀點最大的錯誤在於否定了最根本的非文化因素——華夏農耕土地的征服作用。華夏廣闊的農田能夠征服和軟化古代任何武功強悍的遊牧民族，華夏農田的征服作用遠遠超過文化上的作用。遊牧民族被漢文化征服的觀點的片面性，又在於否定了漢文化中的遊牧成份，否定了漢文化中的遊牧民族的部分所有權。而且，實際上游牧民族也不是被動地被漢文化征服，而是遊牧民族主動地選擇了漢文化，而這種主動選擇重要的原因也是由於漢文化中有遊牧文化的成份。
鮮卑拓跋的改革相當成功，北魏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人口劇增，國際交往頻繁，一派東方大國強國的風貌。而且文化發達，佛教盛行，雲岡、龍門石窟中的北魏時期的大石佛至今令人景仰，使昏庸腐敗、內亂短命的南朝漢族國家根本無法與之相比。以至於後來的中國人大多知道大名鼎鼎的北魏，而對同時期南朝漢人的宋國和齊國知之甚少。北魏和南朝的鮮明對比，說明華夏農耕文化和民族性格已開始暴露出它致命的羊性軟弱性。遊牧民族一旦集合起整個民族的力量，抓住一次機會便可以武力入主中原，再經過短短的幾代，就可以把華夏民族花費幾千年時間創造出來的文明成果學到手，甚至還超過你一頭。而缺乏進取精神的漢民族，雖然文化比草原民族先進，但是它不得不依靠定期或不定期的輸血為生。如果幾百年不進行一次大規模狼性血液的輸血，它的骨頭就軟得難以支撐華夏大廈。古言道，“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實際上真正的“王者”就是遊牧精神和性格，而某個具體的王者，就是遊牧精神和性格的某個代表人物。
鮮卑統治北中國長達140多年，這次草原民族對華夏農耕民族的輸血和混血，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所謂輸血和混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遊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後在遊牧精神和性格上對農耕民族的深刻影響。所謂“輸血”，也就是遊牧精神的輸入；二是種族混血雜交，增強民族雜交優勢，增加新性格人群的數量。“五胡入中華”造成中原大地巨大戰亂，洛陽焚燬，血沃中原，十室九空，人口銳減。戰亂又造成華夏民族第一次規模巨大的民族大遷徙。據史料記載，中州，也就是中原，大約有六七成的漢人逃往江南，這又進一步地減少了北中國的漢族人口。此後源源不斷來自草原的遊牧民族，尤其是鮮卑族，便填補了空蕩蕩的中原和荒涼的洛陽。《中國通史簡編》說：“照江統《徙戎論》所說，關中人口百餘萬，氐羌和鮮卑等族約佔半數。”魏孝文帝從平城遷都到洛陽時，就遷來鮮卑文武百官和軍隊，連同他們的家屬和奴僕，總數不下100萬人。為了學習漢文化和增加人口，鮮卑統治集團親自帶頭實行鼓勵鮮漢通婚的政策。由於居於統治地位的遊牧民族獲得了財產和權力上的優勢，就可以廣泛地通婚納妾多生子女，使得遊牧民族在種族人口繁殖上也取得超過漢族人口增長的優勢。因而，經過十六國和整個北朝長達260多年的民族輸血和雜交混血，北中國實際上已成為遊牧民族與漢族在數量上大致相當的民族混合地區，尤其以鮮卑族的數量和影響為最大。
這次民族輸血和混血，使得被農耕軟化和羊性化的華夏中原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又一次被啟用，再一次強悍起來。但必須指出的是，中國遊牧民族對農耕民族的輸血和混血，對農耕民族來說是一件痛苦和殘酷的事情，但卻又是對“中國病”的絕對必要的搶救性治療。客觀地說，沒有這一次長期廣泛的輸血和混血，就不會有後來偉大的隋唐。
北魏後來分裂為東魏和西魏，這兩國依然是鮮卑族執政。公元550年高洋廢東魏帝自立，國號齊，史稱北齊。公元556年鮮卑人宇文覺廢西魏恭帝自立，國號周，史稱北周，依然是鮮卑政權。到周武帝時期，雄才大略的鮮卑皇帝——周武帝宇文邕又滅掉北齊，重新統一北中國。
公元581年，北周大丞相楊堅廢掉周靜帝，篡奪鮮卑北周王朝而建立隋朝，他便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隋文帝。因此，隋朝實際上是建立在鮮卑國家的基礎之上的。北朝之後的隋朝，由於剛剛經過長達260多年的五個遊牧民族的狼性血液的輸血，中原民族實際上是由鮮卑民族等遊牧民族和漢族所組成的混合民族。又由於楊堅篡周建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