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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接見。我不由一怔，心想剛剛開始接見怎麼就到時間了呢？我趕緊對馮俐說小馮我明天再來看你。這也是事先與段監獄長約定好了的。不料段監獄長卻說，今天的接見效果不好，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明天的接見取消。我的頭像被人敲了一棒，嗡嗡作響，我曉悟到整個接見過程段監獄長都在外面監聽。我連忙向他央求，說我大老遠跑來不易，希望能再接見一次，我會繼續做馮俐的工作。段監獄長並不理睬我的話，向女警員發出將馮俐帶回監舍的指令。馮俐站起身，卻不動，她朝段監獄長說請周文祥先走，我送他。段監獄長說不行。馮俐將聲音抬高，說周文祥是我的客人，請客人先走是起碼的禮節，他不走我也不走。終是段監獄長讓步了，氣哼哼地衝我說，周文祥你趕緊走吧，走吧。我朝門外走去，在門口我轉身看了眼馮俐，紙人樣的馮俐正朝我笑著，對我招了招手。這是馮俐留在我頭腦中的最後形象。
我的腦袋懵懵懂懂，不知怎麼走出了監獄大門。剛走到馬路上，我便抱住一棵樹大哭起來，那是號啕大哭，是那種看到世界末日萬念俱灰痛不欲生的哭。馬路上許多行人被我的哭驚動，停下腳步觀望，而我全然不去顧及，依舊痛哭不止。我一生中從未有過這般驚天動地撕心裂肺的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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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不敢想象，我第二次入獄所得代號竟與頭一次入獄的代號完全相同，這讓我百思不得其解。十萬分之一的機率啊。無論如何我都不相信會是巧合，我傾向於是人為。比方這豐城監獄裡的某一個看守（或警衛）當年曾在草廟子衚衕看守所供過職，他知道我的代號，見我九年後“二進宮”就把他所知的原代號奉送給了我。這樣做也符合人慣常的惡作劇心理。有了這想法便努力想得到印證，我瞪大眼睛留神眼光所及的每一個人，辨認是不是當年草廟子看守所的人。
代號相同，然而其他卻已是時過境遷大不一樣的，比方說入獄原因，頭一次是現行反革命罪，這第二次是頑固不化的勞改犯罪；第一次是被北京市公安局抓獲，這第二次被革命小將抓獲；頭一次關在北京，第二次關在離我樂嶺不遠的一座小城鎮。當然最大的不同還在心理上，頭一次被人喊一聲28611那情狀就像是一個驚弓之鳥，現在再聽喊就無動於衷了。就是說我已由一個雛兒變成一個老油子，變成了一隻不怕開水燙的豬。
第二次被捕其實無須用大篇幅論敘，也用不著進行一番渲染，因為這是“文革”初期許許多多人都曾有過的經歷。不同處是別人是從社會抓到監獄裡，而我是從勞改農場再進監獄。我得承認這次被抓與“組織”上無關，完全屬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這當中倒真的有了點巧合，豐城紅總司的小將到“牛鬼蛇神”成堆的我樂嶺農場來造反，農場當局將牢城大門關得嚴嚴的，並且在哨樓居高臨下地向小將宣傳無產階級司令部不許衝擊專政機關的政策。小將就“班師”了，這時在野外逢上剛在小西地埋完死人回營的我和李德志（留場就業後我仍然擔當著掩埋死人的重任），一點不差地“撞在槍口上了”。我們就被當著“戰利品”抓獲回了豐城。這一天是我刑滿留場就業的三個多月後。
有言曰：曾經滄海難為水。九年後再進監獄就完全是一種平常心了，一切都不再新鮮，或者說一切都大同小異，審訊、放風、吃飯、睡覺、管教的叱責、關小號、犯人之間的角鬥，都是曾經歷過的那麼一檔子事，留不進記憶裡。惟一還能記起的是監舍里人滿為患，各色人等及流動性很大，李德志開始和我關在一個監舍，幾天後就轉別的監舍了，只有在放風的時候才能見到。
特別要提到的是放風時見到了袁光，這位前K大黨委書記自離開我樂嶺後便不知他的下落。斷然沒有想到會在這豐城監獄裡重逢。我們遠遠地點一下頭，算是招呼也算是致意。不過這次看見他心中的歉疚已不復存在，起碼不像從前那麼強烈，因為在他離開我樂嶺後李德志給我講了他和K大張校長之間頗為微妙的關係，於是我就明白了他被打成右派與我並沒有多少關係。即使他不對著大字報鼓掌，右派帽子也會戴在他的頭上，說他為大字報喝彩，只是一個藉口，倒黴是遲早的事。李德志說袁的岳父是一個很得蔣介石賞識的高階幕僚，在領導一次反蔣學生運動中張遭逮捕，是袁透過岳父的關係將他保釋出來，也算是救了張的一命。有關抓人放人的過節張一直向組織隱瞞著，至於他在國民黨監獄裡的表現，恐怕也只有袁能從他岳父那裡知道。而袁是緘口不言的，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李德志說解放後張做了高官確實對袁很提攜，走到哪裡帶到哪裡，到了K大又把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