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九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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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會以為這裡是一戶平常人家。確也不錯，是由三個勞改犯人組合的特殊人家。我們過自己的“日子”，地由我們自己安排耕種，伙食也由我們自己料理，沒有硬性作息時間，想幹就幹想歇就歇，可以隨便說話，大聲說話，高興了也可以唱上幾嗓，拉屎尿尿也不用請示報告，夠了，這就夠了，僅僅這些就足以讓大場的犯人羨慕一千年。“御花園”是我們三個人的小天堂。如果不是還穿著勞改服，我們會忘記自己的犯人身份。好好幹啊，好好表現。滿意中我告誡自己。人交了好運總希望與別人分享，到“御花園”的當天我就給家裡寫信，我在信紙上不停筆地寫：新地方好，新地方真好，新地方太好了。我恨不能一口喊出一千個好。只可惜這裡寄信困難，好訊息家裡人至少晚知道一個月。

陳濤是我們三個人的頭兒，這是場方宣佈的。只是讓他負責卻沒明確職務。是“御花園”勞改組組長？還是“御花園”勞改小場場長？還是別的什麼什麼長？不清楚。我剛來不知該怎樣稱呼他。不論大小是官就不宜直呼其名，籠統地喊他“頭兒”難免有嘲諷意味兒，以年齡論叫他小陳既恰當又親切，只是親切有餘恭敬不足了。瞧我們犯人遇事就是這麼思前想後的沒出息。後來我聽龔教授叫他老陳，我也就叫他老陳。這麼叫心裡卻不住地嘀咕：我新來乍到姑且不論，龔教授無論年齡和資歷都比陳濤高，為何場方不用龔教授而用陳濤？如果陳濤是“內矛”也情有可原（前面說過勞改部門如有需犯人擔當的差事大多派給刑事犯），而他和我們一樣都是“敵矛”。另一種可能是陳濤所犯錯誤（罪行）比較輕，因此獲得場方信任。後來龔教授告訴我陳濤是從陝北老區考上S大的，一九五七年鳴放他就他家鄉對革命做出的貢獻說了一通話，末尾加了一句“革命成功後毛主席一次也沒回陝北”，這話是事實不假，但難免不叫人覺得話中有話，果然就有人指出這話是影射毛主席共產黨忘本。本質一經點出，問題一下子就嚴重了，把他打成了右派。他不服，慷慨激昂地為自己辯護，他說那天他沒把話說完，後面要說的是“革命老區人民從心裡想念毛主席”，可這話還沒出口就被別人打斷了。但沒人同意把他沒出口的話狗尾續貂接到上面去，何況接上去革命的也抹殺不了反動的。

他的話沒人聽，他繼續為自己申辯，後來問題就升了級：將他批捕勞教。他的問題就這樣。

平心而論，陳濤本質上是個很單純的青年人，他的心術不壞，處事也算公道，以他的負責人身份，他完全可以指手畫腳不幹活，可他和我們一樣幹；他掌握伙食，也不以權謀私多吃多佔。可他也有不少叫人討厭的地方，一是咋咋唬唬口出狂言，再就是以領導身份自居動輒訓人。這一點我來到“御花園”的當天就領教過了。他先是向我打探場部情況，問我聽沒聽到政府為右派摘帽解教的訊息。我們犯人都關注這個問題，“摘帽解教”這個時代詞語就像一輪明晃晃的太陽懸在我們頭頂上，給我們熱量、光明和希望。犯人在睡夢中笑醒十之八九是因做了被摘帽解教的夢（而不是“做夢娶媳婦”），但夢境與現實又是那麼遙遠，兩不相及。

我在清水塘的兩年裡，只聽說有一個作家因表現出色而被批准摘帽和按期解教，而眾多的右派犯人卻沒有他那樣的好運。我們的刑期被無限制地延長著。想想最倒黴的還是那些勞教犯，他們原本三年的教養期從一九五七年一直延續到一九七九年，創造了教養二十二年的“吉尼斯”紀錄——這自是後話。“御花園”與“世”隔絕，資訊不暢，所以我一到這裡陳濤和龔教授便迫不及待向我打聽這方面訊息。我如實相告：沒有什麼好訊息。以前關於“中央政策放寬”的傳言隨著中蘇關係的緊張煙消雲散，新的小道訊息說：打算給右派摘帽的主意是國家主席劉少奇出的，廬山會議後政治形勢突變，毛主席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劉少奇主張為右派分子摘帽，就是“階級鬥爭熄滅論”的表現，不但被毛主席否定了，還因此受到批評。這是流傳在興湖的普遍說法，我將我所知道的情況無保留地說出來，龔教授聽了只是搖搖頭，沒再吭聲。而陳濤聽後臉刷地變成了死人樣，兩隻透出絕望和憤怒的眼珠兇兇地盯著我，就像摘帽解教大權歸我掌握偏偏我又不肯高抬貴手那樣。我被他盯得不知所措，我說老陳……你先閉嘴！陳濤把手一揮。隨之將眼光轉向在油燈下看書的龔教授，說老龔你出去一下。出去？龔教授抬眼看著陳濤。出去。陳濤口氣很橫。老陳這麼晚了叫我出去幹啥？龔教授滿臉疑惑，不動。我心裡也納悶，不曉得陳濤耍的是啥威風。只聽他說老龔叫你出去你就出去，我要和老周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