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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正像明人給張居正的評價“救時宰相”，張居正救得了一時，卻救不了一世。他的努力只能使明朝的危亡得到暫時的緩解，卻終究逃不脫人亡政息的結局。等到後來張居正十年努力留下的家底被神宗弄得乾乾淨淨，國事日趨衰敗的時候，人們才想起了他的好處。天啟二年（1622年），明熹宗給張居正恢復原官，給予祭葬禮儀，張府房產沒有變賣的一併發還。崇禎二年（1629年），明思宗恢復了張居正的封號與名譽，給還他的後人官蔭與誥命。而提出這一建議的，恰恰是當年在“奪情”事件中因彈劾張居正而被打殘雙腿的御史鄒元標。
張居正平反後，有人在他江陵的故宅題詩道：“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但在“封疆危日”才來的這種公正的評價實在是太晚了，已經對國家的危亡絲毫無補。這之後又過了十五年，明朝就滅亡了。
擁有天下卻還瘋狂斂財（1）
明神宗處理了張居正，開始親自執掌大權。但他不久就對朝政失去了興趣。萬曆十一年（1583年），皇帝以“偶有患病”為由，傳令暫免朝講數日。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以後，明神宗他不斷以有病為由，停止視朝和講讀。他的理由十分冠冕：生病。所以大臣們也沒有辦法，總不能不讓皇帝生病吧。但他雖然對朝政不感興趣，卻對一件事情毫不放鬆，那就是斂錢。史學家孟森曾評價這位皇帝為：“怠於臨政，勇於斂財”，“行政之事可無，斂財之事無奇不有”，“帝王之奇貪，從古無若帝者”。
有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堂堂天子居然是個財迷，總有些讓人不可思議，於是就紛紛尋找原因。給張居正作傳記的朱東潤先生曾經從神宗皇帝父母的血統入手分析，認為朱元璋從貧民起家為皇帝，神宗的父親這一系就算是出身貧農；而他母親李太后也來自於平民家庭，是一個小農的女兒，則他母親這一系也算是小農。這樣貧農的後代，小農的外孫，恐怕就會帶點狹隘短視，所謂“小農意識”，對金銀財寶之類的便會看得格外重些。這或許也有點道理，但人總是複雜多變的，根據血統來確定一個人終身的性格行為，恐怕不會那麼準確。西晉的王戎，乃是竹林七賢之一，出身鼎鼎大名的魏晉高門琅玡王氏，但卻小氣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家的李子生的好，怕別人買去得了種子，居然不嫌麻煩的把每顆李子都鑿了核再賣。由此可見，這血統什麼的實在靠不住。大明天子貪財的原因，還是要到別處去找。
或許這和當年張居正對他的管束有關。張居正教育小皇帝，作為賢明的君主，要重視糧食蓄積，而不能把珠玉之類的奢侈品看得太重，因為百姓靠糧食生活，而珠玉則飢不能食，寒不能衣。對於小皇帝逢年過節的花費和對宮裡人的賞賜，他也勸皇帝要竭力儉省，於是小皇帝給宮女們的賞賜從來都很寒酸。但是，在受過了這麼多正統的節儉教育之後，小皇帝終於開始不耐煩了，尤其當他面對張居正的抄家清單時，更強烈地感受到了這位昔日老師的言行不一。哪怕是作為報復吧，都會讓他對錢財的愛好變得不一般起來。所以，他一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
但對於神宗皇帝來說，查抄的這些家產不過是點小錢，遠遠不能滿足他對於財富的渴望。於是他想來想去，終於找到了一條生財捷徑，從而也帶來了明代後期最大的弊政之一——臭名昭著的礦稅。
其實，皇帝想出這個斂錢的招兒也挺不容易的。田賦是不能再加了，否則只好讓老百姓喝風；商稅所得有限，而且零零碎碎的，收起來也太麻煩；傳統的專賣，則品種固定，數額也基本穩定，估計再榨不出多少油水。而且，很重要的是這幾種收入都是要上繳國庫的，也就是說，屬於國家財產，未必容得他隨心所欲的花。至於抄家，只能偶爾為之，總不能作為一項經常收入吧。所以，最後他就打起了這開礦的主意，繞開各級政府官員，只讓自己親信的太監前去辦理，得到的好處，也就統統算做皇帝個人的私房錢了。
當然，開礦能變成一種生財之路，也是當時的科技水平有所發展的結果。開礦要上稅，始於南北朝時期，那時就是一種應付財政收入不足的手段。以後的歷朝歷代，礦稅都要算得是政府的一項收入。起初，礦稅所得在政府稅收中只佔很少的一部分，但隨著科技的發展，大量礦藏的開發，這筆收入漸漸變得可觀起來，到了明代，徵收的範圍更是擴大了許多。但是，由於開礦要鑿山挖地，總被認作是一種破壞“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