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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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也都作了恰當的處置，有的被分散改編，其頭目改任文職官員，不再掌握兵權，如名噪一時的軍閥孫傳芳，就正是在這個時期出任奉天墾務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的。但象聲名狼藉的直魯聯軍殘部張宗昌、褚玉璞等，雖然實力雄厚，又親自來瀋陽要求進入東北，張學良卻拒絕了。因為他深知，此輩作惡多端的軍閥，還是讓他離遠些為好，以免危害家邦。至於換旗問題，則巧妙地採取各種不同的策略，與日本人周旋：

他利用東北人民的愛國熱情，鼓勵他們發起統一運動，用民意對付日本人的威逼。他拉住美英等國牽制日本，在國際上爭取同情者。當換旗的條件尚未成熟時，他勸阻部下勿操之過急，而要善於等待。如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吉林省教職員製做了一千多面新國旗，準備在各商店的門口懸掛，以示東北歸屬中央。張學良即令吉林當局，勸阻下屬，曉喻利害，暫緩實行。自從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製造濟南慘案以來，美、英、法等帝國主義抓住日本出兵山東問題不放，一再向日本施加壓力，日本政府在國際上的處境越來越孤立。加上日本國內的在野派利用田中的對華政策，加強了反對田中內閣的活動，到一九二八年底，日本田中內閣已經內外交困。張學良看準了時機，於十二月二十九日毅然通電全國，稱：“力謀統一，貫徹和平，已於即日起，宣佈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⑤……

無疑地，這件事是辦得漂亮，也是深得人心的。這也正象當時頗有影響的《大公報》所說的“張氏數年來反對內戰、促成統一之功，終有不可淹沒者在”，還說“其富於國家思想，實舊軍人所罕見者也”。

對於東北易幟表示讚賞，肯定它是反日的愛國行動，同時也是順應全國人民維護國家統一、以及領土主權完整的願望，應予肯定，這是多數人的看法；但也有些人認為，“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張學良易幟歸順國民黨新軍閥蔣介石，是加強了買辦豪紳階級的反革命力量，沒有什麼值得肯定的”。

作為一種學術觀點，有不同看法，是可以研討的。不過，從心懷叵測的日本帝國主義處心積慮要分裂中國、迫不及待地要使東北成為它獨佔的殖民地這一特殊的歷史條件來看，張學良不顧日本人的威脅利誘，毅然易幟，堅決改變日本帝國主義一貫控制東北政局的局面，並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國家統一，才有希望轉弱為強，否則，豆剖瓜分的局面終難倖免”。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因為，“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大一統是中國歷史大勢所趨。在一般情況下，國家統一時，就強大，就繁榮昌盛，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四分五裂，連年戰爭必然貧弱。但正如戰爭有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一樣，革命與反革命性質不同。廣東革命政府統一廣東和北伐是革命的；吳佩孚叫喊‘武力統一’，要消滅南方革命勢力，則是反動的。共產黨搞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國民黨蔣介石組織‘圍剿’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則是反動的。但以上只是一般情況，具體問題還要具體分析。因為日本插手東北，妄圖獨佔‘滿蒙’，蔣介石決定和平統一，張學良主動易幟，避免戰亂，使我國東北迴歸祖國，這是符合廣大人民意願，是應該肯定的。如果張學良搞‘獨立’，象溥儀一樣甘當兒皇帝，則東北三千萬同胞將受日本奴役，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祖國領土亦將喪失。”⑥至於說，在那時，不應該聯合國民黨，歸順國民黨南京政權，而只有投身革命、即聯俄聯共才是值得肯定的，這個要求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張學良還沒有這樣的覺悟；同時那時共產黨是非法的、大都處於地下狀態，張學良不僅還不可能走這一步，即使他這樣做了，在那時不利條件也是很多的，國民黨以及英、美反對，自不待言，在東北領導集團內部也是很難行得通的。這樣做的結果，只會使他更加孤立。有人似乎總覺得，“蔣介石國民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是革命的物件，如果肯定張學良的易幟是進步的話，好象理不直、氣不壯。其實，這是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關係問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說：‘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同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矛盾，是階級矛盾；日本帝國主義要獨佔東北，則是民族矛盾。我們不應該把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並列，更不應該置階級矛盾於民族矛盾之上。否則的話，如果認為張學良歸順國民黨政府，投靠蔣介石，是加強反動統治力量，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