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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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決事變的過程中，張、楊既聽取其他政治勢力的建議，同時又保持其獨立自主的決定權，即使對中國共產黨的建議，也並非一切就言聽計從。這表現在事變後，孔祥熙企圖透過閻錫山把蔣介石移往太原，中共中央在１２月２１日給周恩來的電報說：‘對閻錫山遷蔣至山西辦法應表示可以考慮。’張學良對遷蔣至太原的意見表示反對，認為自己能捉蔣，也就能放蔣，不能讓閻錫山從中漁利。在何時放蔣問題上，張學良同周恩來和楊虎城的意見是不一致的。兩宋要求：蔣下令停戰撤兵後，即日回南京。對此要求，張學良表示同意，而周恩來和楊虎城表示允許再考慮……這種意見不和，也可能是張學良決定立即放蔣，只告訴楊虎城而不告訴周恩來的原因之一。這些行為都與張學良素來那種決斷，願意接受他人建議，但又決不受人支配的性格有關。……”⑤

筆者對西安事變缺乏深入研究，對上述論述不想妄加評論，不過，對這些觀點還是贊同的，並認為談得還是比較實際、中肯而又新穎的。歷史是不斷發展的，時代也在不斷地前進，我們的文化思想和學術研究也要發展，要創新，因此就應當“透過歷史的反思，透過社會迷宮進入到歷史表象的背後，按照事物運動的一般規律和一果多因，合力作用的原理，從全方位來對促成事變和平解決的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相互作用”，作些新的實質性的探索。

當然，話又說了回來，這樣說是不是又忽視了其他社會政治力量，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協助和調解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有力作用呢？當然不是。事變發動後，首先向中共電告事變訊息，並邀請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團來西安共商救國大計的是張、楊二將軍，而紅軍代表團的到達則是對張、楊兩將軍的一個有力的支援，同時也使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力量進一步增強了。因為“當時東北軍、西北軍幹部中對於蔣介石的處置問題並不一致。不少感情衝動之少壯軍人，恨不得立即處死蔣介石而後快。這種力量和思潮，對於張學良堅持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是一極大的不利因素。中共代表團到達後立即開展了對內部統一思想的工作。由於中共過去的特殊地位，與蔣介石有血海深仇的歷史，以此來做這些少壯派的思想工作，所收到的效果是張、楊的命令所不能達到的……當張學良將軍扣留在南京後，西安方面群情激憤，主張以武力對付南京的主戰空氣頓時高漲。為了挽救已造成的和平局面不致破壞，使和平最終實現，中共在通電南京，要求停止進軍的同時，調紅軍協助東北、西北軍準備防禦，並且勸兩軍將領要冷靜對待……應德田、孫銘九製造了殺死王以哲的二、二事件後（筆者按：“二、二事件”係指張送蔣回南京後，東北軍群龍無首，少壯派為營救張出險，不惜與南京一戰。一些老派將領主張透過談判救張，認為只要東北軍和“三位一體”緊密團結，張是可以回陝的，反對武力救張。應德田、孫銘九等認為王以哲、何柱國是“投降”，是“出賣副司令”，於二月二日上午派衛隊營連長於文俊帶領部隊殺害了王以哲，又派人去殺何柱國。當時，何避入楊虎城公館，少壯派帶兵追捕，楊加以制止，何始得脫險。但王以哲副官宋學禮、總部參謀處長徐方、交通處長蔣斌等則亦於當天被殺害。），繆澂流、劉多荃決定回兵包圍西安，消滅主戰派，因此東北軍內部，自相殘殺的危局迫在眉睫。周恩來等同志，不顧個人安危，竭盡全力調解東北軍內部的矛盾，把製造二·二事件的主戰派主要人物，轉移到紅軍中去，這樣就使一場即將爆發的自相殘殺內戰得以消彌，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成果得以鞏固。”⑤

周恩來和中國共產黨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卓越貢獻，向為世人所稱道，讀了上面有關評述，我們對此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毛澤東同志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對“三位一體”特別是中共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重要作用，也曾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過：“蔣介石之所以能夠安然離開西安，除西安事變的領導者張、楊二將軍之外，共產黨的調停，實與有力。”

當然，正如前面提到的，宋子文、宋美齡等人的斡旋，特別是由於他們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們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所作的努力，也是應予肯定的。宋美齡說，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