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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野，熱河收復不收復，對蔣來說是無關緊要的。
張學良與蔣介石會見時，宋子文在場。這次會見仍然是在火車上進行的，仍然是災難性的。
不過這次在表面上蔣介石卻還顯得頗為熱情，一點也沒有要責備張學良的樣子，開頭，還假惺惺地對這位為他背了黑鍋的將軍婉言相勸，極力安慰呢。但隨後話鋒一轉，立即對張學良的辭職電錶示讚賞，但又怕張學良思想不通，假裝十分為難的樣子說：“漢卿，你的誠意和處境我是同情的，從我個人的願望來說，是不想讓你辭職的，可現在舉國反日，對你、對我都有不少輿論。當然，你是奉命行事，是有些冤枉的，可這又不便公開講。怎麼辦呢？為平怒潮，我們得有一個人辭職。這個道理是明擺著的，就象你我同舟共命，但一條獨木小船容不了兩人過河，如二人俱乘，一定會同遭滅頂；若是先有一人下水，讓另一個人先渡過去，然後再設法渡那個人，則二人皆可得救矣，所以，你看，這先下水的是你呢？還是……”說罷，目光直逼張學良。這談話和咄咄逼人的架勢，如同是一道突如其來的最後通諜。
“是我！”張學良知其用意，憤然說道：“我先下水，讓我引咎辭職吧！”
蔣介石見張學良同意下野，心中暗喜，故意朝宋子文說：“漢卿是個痛快人，能顧全大局，我完全理解他的苦心，就讓他暫時休息一下，到國外去看看吧。”
宋子文對蔣介石的“好意”，心領神會，讚歎不已，在旁幫腔說：“好，好，難得漢卿顧全大局。”
為了保住自己的名譽地位和權勢，蔣介石施展丟車保帥、金蟬脫殼之計，輕而易舉地把張學良趕下了臺。這嚴重地傷了張學良的自尊心，使他深感蔣介石的奸詐、陰險，而且往往是讓你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而這，對張學良來說，已不是第一次了，他很自然地又聯想到在中原大戰之前，蔣介石藉口防止蘇聯“赤化”中國，利用張學良的民族主義情緒，挑起反蘇的中東路事件④的痛苦經歷。
本來，張學良與蘇聯相處還好，是沒有什麼大的矛盾的，但蔣介石為了討好美國，竟忽然心生一計，要打蘇聯。原來，據說美國希望中國辦兩件事，即對內消滅紅軍，對外打擊蘇聯。蔣介石想挑起一次反蘇事端，是做給美國人看的，是給美國朋友的一個獻禮。另外，蘇聯必會反擊，能削弱東北軍的力量，這對他來說，也是求之不得的。因為東北雖然名義上是“服從中央”了，可是還不是那麼馴服，這主要不正是因為他們有比較強大的軍事力量嗎？如果蘇聯人打他們，把他們的力量削弱了，對他無疑是有利的。就張學良來說，若是與蘇聯交惡，與日本人更是早有冤仇，這樣就會形成兩面受敵，從而迫使他不得不進一步靠攏南京，如此一舉三得之事，何樂而不為？
可那時，張學良只知道他的敵人是日寇，叫他打蘇聯，他是不肯幹的。但南京政府卻一再慫恿，推波助瀾，硬要他強行收回中東路，驅逐蘇方勢力。
張學良與軍隊素有不解之緣，軍人氣質濃，對於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似乎有一種特有的虔誠，竟然真的遵命行事了。先是以所謂“東鐵為共黨之淵藪”、要防止“赤化”為名，搜查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後又驅逐中東路蘇方人員，繼之是中蘇間發生嚴重的武裝衝突，東北軍損失慘重，蘇聯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並向中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要求賠償損失，並宣佈與中國斷絕外交關係。這件事在國內也引起公憤，上海工人還進行了示威遊行，譴責南京政府的反蘇活動。
蔣介石洩氣了。在外交上也陷於困境。張學良更接連收到出師不利和“旅長兩名陣亡，士兵潰散”的緊急電報。當他要求政府補充損失時，蔣介石卻以他正集中兵力打紅軍為名，不給東北軍任何補充。張學良雖曾據理力爭，也毫無作用。此舉不策略，政治影響不好，出師不利，這是張學良料想不到的。當年曾在張氏身邊工作的劉鳴九先生回憶說：“軍事受挫，張學良自知上當，乃當機立斷，停戰言和，徑直同蘇聯談判，簽訂“伯力議定書”，恢復衝突前中東路狀態，釋放蘇方被俘人員，尊重雙方共署原則，這一事件雖然處理得及時果斷，但卻也造成了張學良同蘇聯關係的裂痕。”還說：“中蘇衝突宣告結束，南京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周龍光（字二為）來沈，遼寧外交特派員王鏡寰設宴招待，出席的只有在沈的省政府委員六、七人（我也在內），同時邀請了原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駐南京辦事處處長秦華（字伯秋，曾任過奉天督軍署參謀長）作陪。秦是陸軍大學出身，在南京有不少同學和熟人，接觸中給他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