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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多達9人。該分場前身為水利三團，領導在發動和安排青年多幹活上殫精竭慮，青年人的勞動強度令人瞠目。女青年每天挖土不止，要抬千餘次土筐裝車；男青年來回拉車100多趟，據估計最多的一天拉重車行程80裡地，一天下來筋疲力盡，有時還加班加點，青年人難以承受。全農墾系統知識青年非正常死亡人數遞增，自殺案件扶搖直上。在農墾總局青年處一年一度的《知青綜合情況統計表》上，自殺死亡人數已在非正常死亡專案中名列首位雲南西雙版納農墾分局知青問題調查組：《關於橄欖壩農場八分場現狀的調查報告》，1976年7月20日。。
（七）領導不得力。一些幹部水平低，素質差，沒有管理知識青年的能力。兵團時期，用管理軍隊的辦法組織生產，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毆打、姦汙知識青年的事件觸目驚心，成為1973年全國知識青年工作會議要求重點整頓的物件。1971年曾組建水利建設兵團，下轄5個水利團。有1400多名北京、上海知識青年參加。有關領導只把這批青年看成是修水庫的勞動力，只抓生產，不抓安全施工，傷亡事故接連不斷。到1974年，僅水利三團就有100多人在勞動中骨折或扭傷。幹部對青年動輒打罵、捆綁、批鬥。水利四團一個營自殺事件就有6起；“一打三反”運動中，水利五團將北京知識青年幾乎全部打成“反革命小集團”北京市知青辦：《餘寶臣致文堂、盧禹兩同志的信》，1974年9月21日。。
由於上述原因，許多知識青年認為留在農場是“浪費青春”。矛盾年深日久，益形尖銳，但農墾系統領導部門卻束手無策，只是一味敷衍。
農場早就出現鬧事的苗頭。水利建設兵團組建時，領導曾經許下諾言，誰先修完工程，就分誰去城市工作。然而一旦工程告竣，領導卻自食其言。1974年，水利建設兵團解散，分配知識青年去橄欖壩農場，被集體拒絕。以後4年裡，剩下的知青一直處於怠工狀態。領導機關兩次派工作組去說明，均被趕出。橄欖壩農場黨委副書記去動員，被軟禁了14天。由於問題多，無人管，被人稱作“小香港”。1976年7月，雲南西雙版納農墾分局知青問題調查組在《關於橄欖壩農場八分場現狀的調查報告》中，就向上級領導機關發出“這種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再發展下去，真要出大事”的警告。
1978年10月底，景洪農場的部分知識青年率先發起，由10分場學校教師、上海知識青年丁惠民執筆，起草了《致鄧副總理的公開聯名信》。
當時###中央最高領導人是主席華國鋒，但《聯名信》卻避開他，直接寫給第二位的###。這樣做的原因，與其說是華國鋒不孚眾望，莫如說他靠“###”發跡的經歷，令身遭“###”荼毒的成千上萬的普通群眾——包括廣大知識青年——對他缺少親近感。“###”結束後，他高舉“兩個凡是”旗幟，畫地為牢，禁止實事求是地清理各種歷史遺留問題的態度，增加了人們對他的不信任。與其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中兩度遭受劫難終歸“東山再起”的###。單憑他個人的坎坷經歷和政治舞臺上的沉浮，就足以被千百萬受過凌辱受過###的人們視作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表；而他在“###”中的1975年復出期間，大刀闊斧割除積弊贅疣的勇氣、魄力，更使他的改革家形象深入人心。
雲南農場知青“勝利大逃亡”（3）
《聯名信》開頭寫道：“敬愛的###副總理：回顧以往的鬥爭歷程，特別是同‘四人幫’反黨集團的激烈鬥爭，您那堅韌不屈、敢說敢幹敢鬥爭的堅強性格，給我們廣大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敬佩您，信得過您，願意把自己的心聲腹語向您傾訴。”一席話，正是知青心態的真實表露。《聯名信》揭露了“###”期間極“左”路線對知識青年的摧殘，反映了知識青年的窘困處境，訴說了要求返城的強烈願望。這封信共徵集到近千人的簽名。知青的騷動，最初還帶有地域性。它所引起的震盪，暫時還未波及較遠的農場。《公開信》寄出後杳無迴音；農場領導卻因此對簽名者百般刁難，實行高壓手段。知識青年只好背水一戰。
11月16日，他們發出了第二封給###副總理的聯名信。信中著重闡述了對上山下鄉運動的看法，尖銳指出：“在理論上我們聽說上山下鄉是為了縮小三大差別。事實真是如此嗎？也許至今還有一些人這樣認為。然而，我們以八年來的親身經歷，對此持完全否定的態度，實踐已表明：城鄉、工農、腦力體力的這三種差別沒有因為我們大批青年來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