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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學的路，還以為自己是個悲劇的勇士。
幾乎每個知青典型都有過放棄上調機丟的經歷，換言之，沒有這種經歷也就很難取得典型的資格。他們的理想與追求，沒等開花結果，已在一種窒息個性發展的氛圍中過早凋謝了。為此王冬梅曾反問道：
我是那個時代的寵兒、驕子，但這些難道不是那個時代對我的傷害，對我靈魂的深深傷害嗎？
當然，並不是知青典型在痛定思痛之餘都有王冬梅這樣的悟性。就王冬梅個人而言，她所付出的代價遠遠不止失去上調的機會。由於她的典型身份，父母必須一次次扮演“革命家長”的角色，在報紙廣播中不斷拋頭露面，向廣大知青家長進行現身說法。不但違心地將二女兒王玉梅也送往昭盟，最後，連自己也被遷到偏僻的赤峰。由於典型的身份，她本人付出了沉重代價。像她這樣的典型，本來就是被時事“製造”出來的。要求上山下鄉時，她年僅17歲，1976年受到批判、審查時也不過20歲，1979年才被解脫。多年後她深有感觸地指出：知青典型，作為一種“政治道具”，被利用者高高舉起，名聲顯赫。一旦風雲變幻，立刻打翻在地，大批特批。而我們在心靈的大起大落中僅僅學到一點政治常識。這，就是典型的悲劇。值得慶幸的是，與其他知青典型比，王冬梅畢竟年齡很輕，這使她在身世浮沉之後，來得及重新設計自己的人生，1979年她考入了大學，畢業後成為一名記者。有的知青典型，至今不改“青春無悔”的舊調，王冬梅則不然，在回憶當年的那段經歷時，她感到的只是“痛悔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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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國知識青年工作會議的召開（1）
1973年6月，曾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針對有關問題制定了“統籌解決”的辦法。會後，積存的問題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反而因下鄉青年的繼續增加和極左路線影響的加劇而更為嚴重了。1976年2月，毛澤東在一份反映知青問題的信中批示：“知識青年問題，似值專題研究，先作準備，然後開一次會，給以解決。”再次表現出對知青問題的關注。但1976年是多事之秋，天災人禍頻仍。同年10月，江青集團被逮捕，國家百廢待舉，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知識青年問題暫時被擱置起來。直到1978年1月國務院知青辦在北京召開省、市、自治區知青辦負責人座談會時，召開全國知青工作會議才重新提上日程。
知識青年問題，涉及千家萬戶和上千萬青年，政策性很強，問題很多，已成為敏感的社會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的解決，各級知青辦既感到困難重重，又不敢自作主張，擔心稍有不慎，釀成事端。所以，都寄希望國務院儘早召開會議，將大政方針明確下來。###中央、國務院對這個問題當然也很重視，但鑑於問題本身的複雜性和難度，要求國務院知青辦充分做好準備再召開會議。這樣，原訂6月召開的全國性會議就順延至下半年。
1978年4月13日，###中央批准《關於調整國務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成員和辦公室管理體制》的報告，對知青工作管理體制做了更動。為了便於統一協調各方面的工作，決定調整領導小組成員，並將國務院知青辦由農林部代管改為勞動總局黨組領導。4月21日，中組部任命許世平為國務院知青辦主任，以後又兼勞動總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8月5日，經###中央批准，調整了知青領導小組成員。陳永貴仍任知青領導小組組長，康永和任第一副組長。將知青工作領導機構的隸屬關係由農林部改為勞動總局，顯然是為了適應工作重心的轉移，即由以往的動員、安置下鄉知青，到此後在城市中重新解決他們的勞動就業問題。
但這一工作重心的轉移，困難重重，不是在短期內可以完成的。在此過程中，如何引導輿論，避免在鄉知青的大舉倒流，確是令領導者時時關注的問題。7月12日，李先念在國務院知青辦上報的一份書面彙報上批示：
這個問題大，應研究一下。我意要肯定以前的成績，要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因為今後幾年可能還要上山下鄉。但做法確要改變。因此，必要時報紙上應宣傳一下為好。否則，動動搖搖不好。
此後數年，報紙廣播時時宣傳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以及決心在農村“紮根”的典型人物，成為這場運動急劇衰落中的一種習見現象。
7月20日，國務院知青辦在綜合研究各省、市、自治區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調查報告的基礎上，向###中央、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