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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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宣傳調門一再拔高，知識青年們卻幾乎無不知曉：“結了婚要一輩子當農民”，“也別想再選調了”《南方日報》，1975年7月10日；《人民日報》，1975年1月28日。。與農民結合，意味著將終生廝守腳下那一方土地，意味著完全割斷與城市生活藕斷絲連的聯絡，一切關於前途的憧憬，以及對招工、招生、返城的企盼也將隨之化為齏粉。既然如此，為什麼仍有為數不少的女知青走上了這條前景並不光明的道路呢？確乎有少數知青（如上舉知青典型），她們與農民的結合不是被動的，除了真心實意地把這視為革命的“洗禮”外，也不排除彼此感情契合的因素。不管怎麼說，農民的本質是淳樸、善良的，對於處在困境中的下鄉知青，許多農民給予過各種形式的寶貴幫助。有的知青在極端沮喪之餘，從農村青年的熱情關心幫助中體察到世間溫情，進而產生愛慕之情，是很自然的關於這方面的報道可參考毛弟：《苦澀的戀情》，《輝煌的青春夢》，湖南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塔琳：《她依戀阿拉坦合力》；周興國：《他說，他不是鷹，是風箏》，《草原啟示錄》，中國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婚姻的型別（5）

但就多數知青來說，她們走上這條道路是出自被動的選擇。究其原因，首先是女知青難堪農村艱苦勞作的重負。著名影星劉曉慶當年曾在貧困的四川宣漢縣當過知青，她回憶說：

我每天在幻想與破滅之間掙扎，我第一次渴望著“愛情”：如果有這麼一個小夥子，他能夠每天來幫助我挖地，只要堅持八個月，我就一定嫁給他。《我的路》，《文匯月刊》，1983年6期。

劉曉慶企盼的小夥子終究沒有出現，現在來看未嘗不是一件幸事，但當年確有不少女知青，正是在這種心態下走上了一條陌生的人生道路。男知青有強健的體格，較強的群體意識，與艱苦環境抗爭的能力，在這些方面，女知青都遜色一籌。一些地方知青集體戶的破裂直接強化了女知青的困境，處在孤立無援的境地，更需要別人的###、友情、關心、幫助。尤其是當下鄉初的熱情冷卻，幻想破滅，她們很容易為農村青年的慷慨幫助所打動，成為婚姻的俘虜許惠英：《18歲的幻滅》；林小仲：《“女俘”》，《草原啟示錄》，中國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農村女孩子出嫁早，長期在地裡與男勞力一樣幹活的往往就剩下一幫女知青，當她們結婚後，起碼免去了農田的沉重勞作。用農民的樸素語言來表達：“過門當了媳婦，用不著沉錘大钁地下坡幹活了，安安穩穩地在家過日子。”《青島日報》，1974年4月17日。這算是付出沉重代價後的一點補償。

促使女知青走上這條道路的另一個原因是“血統論”的壓力。最早一批與農民結婚的女青年，很多是對前途喪失信心的所謂“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分子）和“走資派”的子女。不少知識青年因家庭出身問題受到百般歧視。“出身不由己，配偶可選擇”，在廣闊天地裡，他們毅然選擇貧農子女為配偶，以期改換門庭文質：《和農民結婚的知青們》，《傳記文學》，1991年1期。。

“###”十年間，封建的“血統論”不僅在城市中跋扈恣肆，同樣掃蕩於鄉間。農村物質生活的貧困、文化教育的落後，社會環境的閉塞，以及千百年小農經濟基礎釀造出的等級意識和狹隘、愚黯的社會心理，都為“血統論”的飛揚提供了適宜的條件。“###”初，在湖南道縣、北京平谷縣農村發生的對“五類分子”的大屠殺，殃及子孫，乃至襁褓中的嬰孩，便是這種劣根性發作時最令人觸目驚心的一幕。在幾十年裡，農村的階級成分始終具有世襲的性質：貧農的子女就是貧農，地富的子女就是地富，清濁分明，不容混淆。與此同時，農村又是一個父權觀念牢不可破的社會，社會關係一向依男性血胤擴充套件延伸，併為判斷每個人出身的高低貴賤提供了基本的依據。在家庭成分依男性家長而定的傳統面前，沒有哪個貧農家女兒會傻到嫁給地富家的兒子，因為這會玷汙自己的清白，甚至淪為政治上的賤民，但地富家的女兒卻可攀援貧下中農的兒子，這種結合通常不會有損後者的良好成分，卻能使前者的社會地位大為改觀。無論如何，她的子女將繼承丈夫的好成分，她的出身恥辱也會因此而淡化。明乎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家庭出身有“汙點”的女知青在選調無望的情況下要與農民結婚，並且無一例外地要選擇貧下中農家庭的青年了。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婚姻的型別（6）

一些地方蔓延的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