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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瘋狗有更多的辛酸。楊健：《“###”中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版。
瘋狗猶能跳牆，精神上受到沉重打擊的知識青年卻只能默默地忍受。沉重的代價不過是對以往盲從輕信的懲罰。有人在評價《瘋狗》時恰如其分地指出：當多少人在頌歌中暈眩，在“主人翁”的口號中陶醉的時候，他卻對蒙著紅光的暗夜發出了反叛的嘶叫，這不是喪失理智的哀鳴，恰恰是最可寶貴的清醒的###楊健：《“###”中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版。。擺脫精神痛苦的途徑只有使思維跳出早已習慣的窠臼。###事件是一副清醒劑，使許多知青從輕信和盲從中驚醒，儘管還不曾使他們大徹大悟，至少，他們僵化已久的大腦又開始重新恢復思維的活力。
為了尋繹撲朔###的政治風雲的真正底蘊，也為了避免重蹈受騙上當的覆轍，許多知青開始求助人類文化的結晶——書本。無論是在農村社隊，還是在兵團、農場，知識青年中讀書風氣明顯上升。他們涉獵的讀物不再囿於早已熟讀成誦的“紅寶書”，而是闖過各種人為的“禁區”，閱讀古今中外的文學、歷史、哲學、政治經濟學以及其他可以蒐羅到的書籍。在一些文化素質較高的知青中，研讀馬列主義原著也蔚成風氣。列寧的《哲學筆記》、恩格斯的《論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等哲學著作，成為特定環境下知識青年尋找批判武器的重要方式。
“天高皇帝遠”的偏僻環境，為知青們交流學習心得提供了便利。在當時“萬馬齊喑”的壓抑氣氛下，如果說還有一片可以自由交流思想的“綠洲”的話，也只能存在於插隊落戶的知青群體間了。這種曾被有些知青自嘲為“躲在黑屋說黑話”的交流方式，的確起到了啟迪發凡、析疑解惑的作用。
（二）“思維的本性就是懷疑”
懷疑，是擺脫盲從的第一步，然而要邁出這關鍵一步，對許多知青來講卻相當艱難。農村封閉的環境和傳統觀念的瀰漫，往往不利於知識青年接受新鮮思想。他們思想的逐步成熟，除了受益於堅持讀書自學、彼此交流心得外，主要還是透過長期的社會實踐。豐富的閱歷，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使他們的頭腦逐漸變得複雜起來，於是以往奉若神明的東西開始受到質疑，一貫恪守的準則被打上了問號。“###”後期，極左教條已無力束縛廣大知青的頭腦，一個突出表現是懷疑論的普遍流行。
知青覺悟的歷程（3）
1976年4月26日和8月28日，《北京日報》以《兩封針鋒相對的通訊》為題，連續兩次刊登下鄉知識青年黃一丁與劉寧的通訊。在通訊中，這對昔日的好友就“紮根”、“農業學大寨”、政治理論與實際生活的關係等等問題展開了辯論。“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高潮中進行的這場“討論”，當然不是一場公平往來的唇刀舌劍。在報紙上，代表正統觀點的劉寧的兩封長信均被全文刊載，持“懷疑論”觀點的黃一丁的兩封信卻被大加刪削。前者的信虛張聲勢，套話連篇，但依仗政治後盾，猶如不戰而勝；後者的信實實在在，不乏真知灼見，但觀點或被曲解，或被閹割，又沒有暢所欲言的起碼條件，在對方的猛烈攻擊下，很快宣佈“繳械投降”。但這場“討論”很難以形式上的成敗論英雄。人們正是透過這場轟動一時的“討論”，對知識青年中廣有市場的懷疑論的基本觀點，有了較多的瞭解。而懷疑論的一些基本觀點，也借這次“討論”得以闡揚。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黃一丁與劉寧自幼相熟，從託兒所到小學，又到中學，一直是形影不離的好友。1969年，隨著上山下鄉運動的洪流，他們一同從北京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安家落戶。以後，劉寧上調團政治部宣傳隊，黃一丁始終留在基層連隊。1975年黃病退回京後，承劉母之託，給劉寧寫了一封信，勸他儘快想辦法回城。作為老朋友，他在信中無所顧忌，對一些社會現象表示了懷疑和困惑：
關於“農業學大寨”，他表示支援和理解，但對這場曠日持久的運動是否有足夠的力量實現預期的目標表示懷疑：
我覺得，如果樂觀一點看，它也許能夠決定今後農村的命運，也決定我們兵團的命運，也許我們農工們會不再像今天這樣受人愚弄，被人瞧不起，被人隨意擺佈了。因此，也決定我本人的命運。我常想，有許多的不能令人滿意的事情是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可農業學大寨運動有沒有足夠的力量呢？
關於大張旗鼓的“紮根”宣傳，他也表示了異議。對當時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