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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與其他知青相比，思想上的落差更大而已。
宣傳先進典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召開先進知識青年代表會議。
早在50年代動員家在農村的中小學畢業生回鄉參加農業生產的時候，有些地方就曾採用定期召開回鄉知青代表會或座談會的做法，使各級領導得以聽取回鄉知青從下面反映的一些情況和問題，同時也為各自居住於偏僻鄉村的知青提供一個活動和交流的場所，本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形式。後來一些地方利用這個機會表彰先進知青，結果發現比起僅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更能擴大宣傳面，也更易引起上級的重視。我們在第一章曾經談到，早在50年代，吉林省在宣傳呂根澤這個全國典型時，便同時在該省13個縣培養了185個先進人物，併為此而召開知識青年積極分子大會。此舉作為先進經驗公開推廣之後，各省紛紛仿效。1954年、1955年前後，山東、河南、湖南等很多省份都召開了這樣的大會，其中湖南召開的全省農村知識青年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出席的回鄉知青代表有250人，當時的全國著名知青典型如山東省的徐建春、廣西壯族自治區（當時還是省）的鄧祚榮和廣東省的楊明漢等紛紛寫信向大會祝賀，在社會上造成了一定影響。1954年12月共青團中央組織北京、天津和黑龍江等地青年志願墾荒隊到蘿北墾荒，翌年黑龍江省就召開青年墾荒積極分子大會，以作為對這一影響到全國的墾荒運動的一次檢閱。在1955年9月，徐建春等14名參加農業生產的高小和初中畢業生，還在參加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期間舉行會議，動員回鄉生產的青年們投入掃盲等活動中去。1957年，中央關於動員中小學畢業生下鄉參加農業生產的決定剛一作出，河北省就召開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知識青年積極分子大會，團中央為此發去了賀信，這些做法，造成了一股轟轟烈烈的聲勢，對青年起到巨大的鼓動和感召作用，推動了動員工作的開展。
1963年團中央在全國大規模宣傳知青先進典型的同時，也再次運用了這一宣傳形式。團中央青農部工作組在“農村知識青年工作的幾個問題”中提到，召開知識青年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是對知識青年進行工作的一種很好的形式，值得提倡，這表明黨和政府對這項工作的重視和鼓勵，是很好的宣傳。他們還曾打算在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的“五四”青年節時，召開一次全國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後來未得實施。但想將規模和聲勢搞得越大越好的動機是顯而易見的。
此後，各省紛紛召開了旨在造成動員聲勢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每一開會，省一級最高領導必然到會並且講話，各路先進知青代表雲集省會，介紹經驗，老典型得以亮相，新明星得以推出，在一番熱鬧的背後，浮誇、虛假、形式主義的因素也越來越多，除了作為動員知青下鄉的一種宣傳之外，也成為各級領導向上級表示對此項工作之重視並進而表功的方式。而佔大多數的普通知識青年在農村所面臨的各種困惑和亟待解決的問題，卻往往因此而被掩蓋了。
從1963年到1966年的上半年，各類報刊上對此類會議的報道層出不窮，這裡就不再具體舉例了關於這一階段各省召開的知青代表大會，可參見劉小萌、定宜莊等編撰的《中國知青事典》有關條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新的先進典型往往透過這種大會被“打出”，已經出名的則透過參加大會而增加知名度。這種大會是知青明星的活動舞臺，知青明星的參與也為大會增輝，二者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這種做法，被作為成功經驗傳下來，一直沿襲到“###”期間知青大規模下鄉之時，並最終成為完全形式主義的東西而受到知青的普遍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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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無悔（1）
我們在這裡先介紹當年在政治舞臺上極為活躍的兩個人物：董加耕和侯雋，這是中國知青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筆。
（一）侯雋
她和邢燕子，是知識青年典型中保持令名最長久，因而知名度也最高的兩個人。
侯雋，1962年於北京良鄉中學高中畢業，她出身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工會幹部。少女時代她也曾有過各種各樣的理想，當時黨號召全國人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她受邢燕子、王培珍等榜樣的鼓舞，決心到農村去安家落戶。她在農村無親無故，便與一個同學一道，下到了那個同學的老家河北省寶坻縣史各莊公社竇家橋大隊。從我們前面的敘述就可以瞭解到，那時的城市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