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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上海郊區金山縣，曾從地方財政中一次簽發“串連費”50多萬元；很多地區發給知青路費，予以各種方便，如據黑龍江省巴彥縣的知青說，“###”一開始，當地的“一小撮走資派”就煽動知青回城串聯，還發給每人300塊錢，讓他們回城另找工作。這些錢，正如中央所要求，都是從國家或地方財政中開支的。
最甚的是新疆。新疆為參加“大串連”的師生和群眾所發放的補助都堪稱優厚，並不是僅僅對知青才是如此，烏魯木齊市有中學生描述當時情形說：
從去年（即1966年）12月開始，新疆地區出發的長征隊很多，尤其今年以來更多。不少地區給長征隊發了許多東西，如上好的皮大衣、皮帽、鞋、棉衣、棉褲、水壺、裹腿、手電筒及各種補助費等。由於長征人數很多，沿途每隔二、三十公里就設有接待站，每個接待站各有幾十床以至上百床新棉被等，並派專人接待……有的地方接待不了那麼多人，就想辦法用汽車送往別處烏魯木齊市第八中學“六六？八八”戰鬥隊造反長征隊：《打回老家來，就地鬧革命》，《新疆日報》，1967年1月17日。。
很難想像遠離家鄉的上海知青能抵禦這種聲勢和###。
滿懷獻身熱情的上海知青到新疆之後，才發現邊疆並非盡如《軍墾戰歌》描述的那般如詩如畫，他們抱怨說，兵團的勞動非常繁重，到摘棉花的時節，每人每天要完成定額100多公斤；有的師自然環境十分惡劣，根本不適宜開墾，結果苦苦幹了幾年，卻發不出工資；兵團中有的幹部對知青十分粗暴，甚至私設公堂，有40多種刑法；女知青的人身安全、婚姻自由得不到保證，有的人竟公然提出“兵團姑娘對內不對外”的口號，很多知青感到後悔，想方設法要回上海去。“###”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機會。
新疆農墾系統的“走資派”最初是極力阻止知青串連出走的，據駐在南疆喀什的農三師知青回憶說，當時兵團領導在沿路設卡，查驗通行證，沒有通行證，誰也走不了，但當“大串連”風潮終於掀起的時候，他們再也無法抵擋了。1966年底，他們發出了一個《處理支邊青年回原籍搞###的四點指示》，據當時報刊的批判，這個指示“煽動支邊青年離開新疆回原籍，還勒令回原籍搞###的青年統統把戶口帶回家去”《新疆日報》，1967年2月1日。。
從《新疆日報》後來刊登的一些批判稿所透露的情況，可以窺見這場返城風的兇猛程度：
阿克蘇豐收農場七連“革命造反團”的部分支邊青年說：“地委利用了部分群眾的革命熱情，開證明，給路費，給皮大衣和氈筒，放走了大批支邊青年。許多不明真相的青年見到如此容易外出，以為中央有了指示，於是大批大批的人都走了，僅元月1日至5日的5天內，地委就給我們農場要外出的人發放經費2萬多元。大批人一走，有的連只剩了二三十人，各連負責人一個個跑到阿克蘇，飽食終日，消閒無事，地委的問題也無人去追了……”《堅守崗位，就地鬧革命，打退經濟主義的猖狂進攻——致全疆支邊青年的一封信》，《新疆日報》，1967年1月19日。
返城風潮（4）
新疆八一農學院“紅旗革命造反團”說：“畜牧廳農場有380名支邊青年，這次外出‘串連’和‘告狀’的就有253人（其中有31人是不告而去的）。農場的當權派給他們發路費和生活費（補助費）共計27000元。農田九隊原有80人，現僅剩十幾人，生產完全停頓。這是經過畜牧廳某副廳長、自治區黨委農工部某副部長層層請示，最後由自治區副主席田仲批准走的。再如水利廳牧區水利隊400人僅剩80人了。有的單位連鍋爐工、炊事員都走了……一些人領上串連裝備後把錢花了，甚至戴上新買的手錶，穿上新衣新鞋，回家‘養神’去了。”《無情揭露經濟主義，堅決打倒經濟主義》，《新疆日報》，1967年1月19日。
1966年9月才到新疆的上海“半工半讀支邊青年”說：“去年11月初，走資派非法批准我廠291名上海半工半讀支邊青年返滬，美其名曰‘恢復學生身份，參加無產階級###’。廠內開支車費16200餘元；行李費19500餘元，伙食補助費1800餘元……（後來）仍繼續允許我廠57名上海支邊社會青年帶職回滬串連，發給串連費4400元，至今未返回。在東方紅高爐勞動的113名上海青年已走了73名。《揭穿煽動支邊青年回滬的大陰謀》，《新疆日報》，1967年2月1日。
本來是由中央正式發檔案發起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