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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公社。據他本人回憶本段內容,部分來自筆者1994年春節與張木生的談話,部分摘自吳思的《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試驗》,(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張木生認為吳思這部書的記述大體屬實。,作為高幹子弟,他們當時已大體得知毛澤東與王海容、毛遠新關於教育革命談話的一些內容。毛澤東對王海容說那個上課睡大覺、考試抄別人的學生“有出息”的話,給他的影響很大。從在校時起,他就大量閱讀馬列著作,課內學習倒被置於次要位置。他們一心效法毛澤東青年時期的革命實踐活動,也堅信憑著年輕人的一腔熱血可以改變農村面貌,這就是他們主動要求下鄉落戶的思想動力。
他回憶當年的生活說:“開始真是苦學苦幹……下去前想的是改造自己,然後改造整個農村。吃三睡五幹十四,剩下兩小時抓大事,一天只睡5個鐘頭,苦幹14個鐘頭,真是脫胎換骨。陳小農幹活好幾次累得暈過去。我倒沒暈,長了一身虯蝨子,還鼓吹這是革命蟲。剛下鄉,表個決心,就是當時寫的一首詩:
耕雲播雨塞疆,沙漠變成糧倉。
綠波依依草地,白雲縷縷綿羊。
野坳處處綠裝,層林處處果香。
任它個血汗滴滴,待它個白髮蒼蒼。
平生志已足矣,換得人間天堂。
陳小農還批這首詩意境不夠高,政治性不夠強,沒有‘赤遍全球是我家’的精神。”
“當民工挑泥,一擔200斤左右,27天壓得我拉了26天稀,膀子全壓破了。海碗盛的麵條一頓吃四五碗。農民呢,出工是搖,幹活是聊,收工是逃。我們對他們看不慣,批評他們晚出工,早收工,不到時間就聽打鐘。其實農民比我們難,我們是配給,餓不著,他們沒吃的。我們當時就認為農民有反動思想。農民中間盡是這樣的話:‘想社會,盼社會,社會來了更受罪’。當地把社會主義叫社會。還有,‘今年盼著明年好,明年還穿破小襖。十六七年過去了,讓人咋說共產好。’”
拼著命幹了一年,他們所在的大隊分值更低了,幾位知青大慚,發起一個救濟貧困戶運動,把掙來的那些錢糧都捐了出來,衣服、被子、現金、藥品,能捐什麼就捐什麼,只留下口糧,結果“杯水車薪。再說小惠未遍,人家也不念你好。去的時候說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按這裡可能是回憶之誤,因為這個提法是1968年底才出現的),骨子裡卻覺得大幹一下,改變一個小隊還不容易?實踐證明,別說無力補天,就是補一個小隊也補不好。還赤遍全球呢,連這一個隊都越過越不像樣。一年結束後,內心有了很多矛盾和動搖,心裡打了一個大問號,只是不敢往下想”。
“###”爆發後,這幾個知識青年也回到了北京,與其他一些對上山下鄉懷有一腔怨憤,一心回城“造反”的知青不同,張木生等人滿心裡渴望的仍是進行革命實踐,仍然抱有一腔熱情和理想。他回到母校,卻沒有鬥爭老師的心思,而是與一些在校學生一起,組織了一個紅色少年公社,想仿效青年時代的毛澤東,辦講習所,搞共產主義實踐。至少,可以認認真真地讀些書。他們的想法得到了當時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援,講習所幾乎就要在湖北農安辦起來了:“我們動手太晚了。1967年1月,‘紅色風暴’在全國掀起,各級組織一下子癱瘓了,學校根本無法再辦起來。其實,按那時的條件,早上一年,沒準真能搞成。” 。 想看書來
先驅者(5)
1967年冬,張木生去了大寨,然後在北京待了一段,春天回到他插隊的臨河,他還想圓那個辦講習所的夢:“我仍不死心,於是又拉了一批人,有知青,也有北京的學生,覺得在城裡折騰得沒勁,就來了,一共有六七個人吧。我們理解毛主席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革命總是從最落後、最偏僻的地方最先燃起的,所以我們就選擇了五星公社的五家村大隊,這是全縣最窮的公社中最窮的大隊。這次與在湖北紅安那次相比,條件可差遠了,我們把牲口圈什麼的全利用起來。聞風而來的知青一共有三四十人。我信毛主席的話,組織起來是辦成事的第一步,我們就搞大組織,這個組織不參加造反,只是想搞講習所,想讀書。大綱編出來了,課也排了,算是熱鬧了一陣子。”
“從春折騰到秋,足足鬧了大半年,錢也沒有,權也沒有,知青們覺得還不如在生產隊,什麼名堂也鬧不出來,心就冷了。我真正死了心,就在這時候。”
回到村裡,他卻發現了一個奇蹟,與他一起下鄉插隊的同學李秋夢,在五星公社的講習所只待了一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