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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公社。據他本人回憶本段內容，部分來自筆者1994年春節與張木生的談話，部分摘自吳思的《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試驗》，（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張木生認為吳思這部書的記述大體屬實。，作為高幹子弟，他們當時已大體得知毛澤東與王海容、毛遠新關於教育革命談話的一些內容。毛澤東對王海容說那個上課睡大覺、考試抄別人的學生“有出息”的話，給他的影響很大。從在校時起，他就大量閱讀馬列著作，課內學習倒被置於次要位置。他們一心效法毛澤東青年時期的革命實踐活動，也堅信憑著年輕人的一腔熱血可以改變農村面貌，這就是他們主動要求下鄉落戶的思想動力。
他回憶當年的生活說：“開始真是苦學苦幹……下去前想的是改造自己，然後改造整個農村。吃三睡五幹十四，剩下兩小時抓大事，一天只睡5個鐘頭，苦幹14個鐘頭，真是脫胎換骨。陳小農幹活好幾次累得暈過去。我倒沒暈，長了一身虯蝨子，還鼓吹這是革命蟲。剛下鄉，表個決心，就是當時寫的一首詩：
耕雲播雨塞疆，沙漠變成糧倉。
綠波依依草地，白雲縷縷綿羊。
野坳處處綠裝，層林處處果香。
任它個血汗滴滴，待它個白髮蒼蒼。
平生志已足矣，換得人間天堂。
陳小農還批這首詩意境不夠高，政治性不夠強，沒有‘赤遍全球是我家’的精神。”
“當民工挑泥，一擔200斤左右，27天壓得我拉了26天稀，膀子全壓破了。海碗盛的麵條一頓吃四五碗。農民呢，出工是搖，幹活是聊，收工是逃。我們對他們看不慣，批評他們晚出工，早收工，不到時間就聽打鐘。其實農民比我們難，我們是配給，餓不著，他們沒吃的。我們當時就認為農民有反動思想。農民中間盡是這樣的話：‘想社會，盼社會，社會來了更受罪’。當地把社會主義叫社會。還有，‘今年盼著明年好，明年還穿破小襖。十六七年過去了，讓人咋說共產好。’”
拼著命幹了一年，他們所在的大隊分值更低了，幾位知青大慚，發起一個救濟貧困戶運動，把掙來的那些錢糧都捐了出來，衣服、被子、現金、藥品，能捐什麼就捐什麼，只留下口糧，結果“杯水車薪。再說小惠未遍，人家也不念你好。去的時候說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按這裡可能是回憶之誤，因為這個提法是1968年底才出現的），骨子裡卻覺得大幹一下，改變一個小隊還不容易？實踐證明，別說無力補天，就是補一個小隊也補不好。還赤遍全球呢，連這一個隊都越過越不像樣。一年結束後，內心有了很多矛盾和動搖，心裡打了一個大問號，只是不敢往下想”。
“###”爆發後，這幾個知識青年也回到了北京，與其他一些對上山下鄉懷有一腔怨憤，一心回城“造反”的知青不同，張木生等人滿心裡渴望的仍是進行革命實踐，仍然抱有一腔熱情和理想。他回到母校，卻沒有鬥爭老師的心思，而是與一些在校學生一起，組織了一個紅色少年公社，想仿效青年時代的毛澤東，辦講習所，搞共產主義實踐。至少，可以認認真真地讀些書。他們的想法得到了當時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援，講習所幾乎就要在湖北農安辦起來了：“我們動手太晚了。1967年1月，‘紅色風暴’在全國掀起，各級組織一下子癱瘓了，學校根本無法再辦起來。其實，按那時的條件，早上一年，沒準真能搞成。” 。 想看書來
先驅者（5）
1967年冬，張木生去了大寨，然後在北京待了一段，春天回到他插隊的臨河，他還想圓那個辦講習所的夢：“我仍不死心，於是又拉了一批人，有知青，也有北京的學生，覺得在城裡折騰得沒勁，就來了，一共有六七個人吧。我們理解毛主席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革命總是從最落後、最偏僻的地方最先燃起的，所以我們就選擇了五星公社的五家村大隊，這是全縣最窮的公社中最窮的大隊。這次與在湖北紅安那次相比，條件可差遠了，我們把牲口圈什麼的全利用起來。聞風而來的知青一共有三四十人。我信毛主席的話，組織起來是辦成事的第一步，我們就搞大組織，這個組織不參加造反，只是想搞講習所，想讀書。大綱編出來了，課也排了，算是熱鬧了一陣子。”
“從春折騰到秋，足足鬧了大半年，錢也沒有，權也沒有，知青們覺得還不如在生產隊，什麼名堂也鬧不出來，心就冷了。我真正死了心，就在這時候。”
回到村裡，他卻發現了一個奇蹟，與他一起下鄉插隊的同學李秋夢，在五星公社的講習所只待了一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