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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巴蜀預支財賦一事，一千個人心，倒有八佰在此處！所以說來說去，還是財政緊張……若財政充裕，如何須將御營兵額定在二十萬這個大口上，養三十萬兵不好嗎？若財政充裕，如何須南方百姓這般辛苦，去了新加的賦稅不好嗎？若財政充裕，何必次次到了冬日都要舉國債？若財政充裕，如何上次贖買河北流民須民間捐額、這次贖買官妓要官家賣宮室？若財政充裕，如何還要如此大典，讓官家穿著太上道君皇帝的舊袞冕，而滿朝文武只能穿官袍祭奠？！此時究害，說多了，一千一萬不嫌少，但合為一個字，就是錢！”
宰執們一唱一和，說的這般透徹，下方那些豪商，早已經心下冰涼了……這是要拿他們開刀？
便是和尚們與道士們，也多惴惴。
而其餘文武百官，乃至於部分勳貴，卻都心下躍躍欲試……官家和宰執們是這個意思，那他們沒有理由不配合啊？
實際上，即便是不從陰暗心理出發，真的是為國為民，也已經有不少在其位謀其政計程車大夫按捺不住了……說一千道一萬，官家和宰執們搞突然襲擊是不對，但問題卻是赤裸裸的，就是錢嘛。
“陛下！”戶部尚書林杞出列，認真進言。“臣之前便於財政上稍有思索……如今財賦已經到了極致，再想增加無異於使民鼎沸；鹽鐵茶酒礬錫專營之利，雖然還有提升可能，但卻不可能主動提價，再毀城市人心，而應該緩緩待其自肥；除此之外，京東收復，若能誠心經營，一兩年內多個百萬緡的收入也屬尋常；且京東素來海貿發達，高麗、日本交通順暢，或許又能多百萬緡進項……而除此之外，再想要取財，無外乎便是交子與國債了。”
眾人倒是不出意外，有宋一朝，市場經濟發達，海貿和部分商業產品的專營已經非常成熟了，像趙開在巴蜀的茶馬改革，更多的是朝廷之前限制了巴蜀地區的商業經濟活動，現在被釋放了而已，而朝廷能直接輻射的沿海地區是不存在商業潛力被抑制的現狀的。
比如說，宋哲宗年間就設立了海貿獎賞機制，哪家海商納稅多，是要予以官職賞賜的，而且還設立了類似於海洋事故條例之類的東西……反倒是穿越者趙玖，曾經在南陽准許了一個很不像樣的署令，乃是要廢止內官在東南沿海歡送船隊出海的儀式，好給國家省點錢。
一句話，林杞的意思很清楚，既然要考慮人心，賦稅是不能再提了，而商稅作為大宋財政重要一環，雖然理論上還有壓榨空間，但考慮到商稅事實上也關乎佔大宋人口比例很多的城市民心，便不該再拔苗助長，而是應該沉下心來，讓它自己緩慢恢復。
不過話又說回來，待其緩慢恢復，固然是王道的做法，可現在不是準備用兵，直接就缺錢嗎？
於是林杞乾脆直言，想要搞快錢，又不想再失人心，那就只能在國債與交子上考量了……這是一個必然的導向。
實際上，林杞的這番話，趙玖在之前與宰執們討論時，就已經預演過一次了，彼時，劉汲就是這麼分析的，而李光立即出言駁斥了他。
“臣以為戶部尚書所言浮於表面，內裡未必得當。”就在這時，國子監祭酒陳康伯越眾而出，當眾駁斥。“臣雖不善財貨之事，卻知道一些根本道理……說到底，天下財貨就在那裡，田賦發於隴畝，稅務起於市井，都是有跡可循的。而如今朝廷的困境在於，淮河以北受戰禍殃及，又要養兵圖北，不得已南方加賦稅，以至於失了一定人心，所以田地上萬萬不能再打主意，市井中也不該再打主意，而高麗、日本、大理、吐蕃，乃至於大食就那麼大，每年商貿所得也不可能驟然超出預計。那下官敢問林尚書，現在想要用國債、交子來取財，總得有個取處吧？！你準備用這個取誰的錢？”
被無數火盆映照的如白日一般的中軍大堂內，所有人一時間都陷入到了某種微妙狀態中，有人緊張，有人躍躍欲試，有人心下惶恐，有人若有所思。
宰執們的開場，就算是有演《白蛇傳》的嫌疑，但他們高屋建瓴說出的話，卻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國家就是有這個財政上的問題。
而迫於職責所在接上這個話題的戶部尚書林杞，他的分析也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便是陳康伯，這個主戰派中的年輕領袖人物，剛剛升了正職，又年輕氣盛，話說的直接而操切了些，但也同樣無可辯駁……邏輯就擺在那裡。
所以，趙官家和宰執們一唱一和，到底是想用國債、交子來撈誰的錢？
“天下間專有一些人，不事生產，坐享其成，國難之時，不願拔一毛，國難之後，卻又蠅營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