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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橫,或者對拜占庭倒臺的世襲恐懼,可能在1917年以後已被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使命所取代了。這為給預計到的亞細亞遊牧部落湧出賦予動力,提供了新的神話般的推動力。這種神話常常以混合形式表現出來。
1953年,海軍上將阿瑟·雷德福第一個使用多米諾骨牌的類似說法,當時,在一次參謀長聯席會議上,他極力主張實施以航空母艦為基地的核轟炸突擊,以援救奠邊府。艾森豪威爾立即撿起了這一投合時好的說法,提出失掉印度支那就將引起東南亞象一組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去。過了一個月,當直接軍事幹涉看來不再有吸引力時,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就雙雙否定這種形象比喻的真實性,聲稱即使印度支那失掉了,亞洲的其餘部分也仍然可以保住。因此,多米諾理論一開始流傳,人們對其正確性就表示懷疑。然而,這種理論的種子,還有印象當中一個友好的南越政府是美國的戰略需要,已在美國官員當中紮下了根。也就是在這個時期的前後,多米諾模型從直喻轉換為理論了。
沃爾特·羅斯托和馬克斯韋爾·泰勒是向肯尼迪政府兜售多米諾理論的首要分子,使麥克納馬拉轉而相信多米諾理論。肯尼迪在職的數月內,對多米諾理論作了發揮,提出共產黨控制寮國將會危及西方在東南亞的戰略地位。
多米諾理論的反對者試圖推翻這種理論,指出對當地居民來說,更現實更迫切的是緬甸人和泰人、高棉人和泰人、高棉人和越南人、馬來人和爪哇人、菲律賓人和印度尼西亞人之間長期存在的敵對狀態,而不是共產主義和反共產主義之間的短暫的衝突。這個地區動亂的根源是較深的民族意識,由於外國的介入而有所加劇。因此,根據多米諾理論進行干涉,正好造成了地區民族主義所希望有的那種動力。中國在這一地區的重要性是一個地理事實上的問題,而不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地緣戰略問題。設想中國希望將其邊界擴張到原帝國疆界之外的地區,這非常值得懷疑。
就這一連串的事件而言,真正使人們引起對多米諾理論懷疑的是,1965年蘇加諾死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命運的大逆轉,當時,大批共產黨員被野蠻殘殺。本被看作是正在倒下的多米諾骨牌卻在沒有美國的直接干涉下自已立起來了。1967年5月,麥克納馬拉認識到了多米諾理論的錯誤,並試圖撤銷這種提法。在同約翰遜總統討論實行較多政治較少軍事方針的前景時,他就舉了印度尼西亞這個例子。然而,多米諾理論沒有被這些攻擊壓倒,尼克松還將其繼承了下來。1970年6月,在《當代》中發表的一篇訪問記裡,尼克松談到:“我知道有人說,‘噢,多米諾理論已是過時的了。’他們不談多米諾骨牌,他們該同泰國人、馬來西亞人,該同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人談,還該同日本人及其他人談……如果美國撤離越南……那是可怕地鼓勵支援北越人的共產黨中國和蘇聯的領導人。它將鼓勵他們在其它地區推行擴張主義政策。”
多米諾理論不僅傳下來直到里根政府,而且其影響範圍還擴大到非洲、歐洲和中美洲。據認為,多米諾效應躍過海洋和大陸,又開始出現在利比亞、坦尚尼亞、尼加拉瓜和義大利。鼓吹這一理論的人預言泰國要失陷。1976年,包括基辛格、福特和約翰·康納利在內的一些人,公開敦促義大利領導人將共產黨人驅逐出義大利政府,免得危及整個地中海地區的安全。
然而,東南亞仍然是多米諾理論真實性的最終的檢驗地。對近十年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調查表明,所牽涉的原因、動機要遠比這一表面上看來強有力的理論所假定的原因和動機複雜得多,直接導致寮國和柬埔寨發生衝突的是美國的行動。1970年美國入侵柬埔寨,使西哈努克親王流亡,朗諾上臺。1975年,朗諾不穩固的統治被波爾布特和紅色高棉政權所取代。紅色高棉推行驅散城市居民的政策,依附於中國人,與河內和越共發生衝突,而後者如今得到俄國人的支援。1977年,越南席捲柬埔寨,並佔領金邊。因波爾布特的行動而產生的柬埔寨北部和越過泰國邊界的難民中,目前也滲進了紅色高棉的殘餘。中國在與美國建立友好關係以平衡其與俄國的對抗之後,向河內發動了一次懲罰性的攻擊。1981年年中,佔領柬埔寨的越南人面臨著三個抵抗組織,即紅色高棉、宋雙領導的右派運動和西哈努克的忠實信徒(他正在同包括中國在內的各方談判)。泰國和馬來西亞擔心越南的入侵,隨著後者軍事和經濟狀況不佳,這種擔心正在逐漸消失。越南的地緣政治價值已開始為東盟國家所重視。1981年5月,泰國在一次暴動壓力下,迅速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