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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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帝不識此中道理，以為恩情相待，可以羈維其心，豈知孫行者並不認為恩情，反而謂群仙碌碌，莫如我何，卒至大亂天宮，要求玉帝讓位，他說：“強者為尊該讓我。”又說，“他（玉帝）不應久住在此。”（第七回）姑息政策必歸失敗，觀此可以知道。

姑息政策只能苟安一時，漢初，“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漢書》卷十四《諸侯王表》），而如賈誼所說：

諸王雖名為臣，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

尤以吳王濞為甚，“文帝寬不忍罰”（《漢書》卷三十五《吳王濞傳》）。但是文帝好刑名之言（《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序》）。其寬忍不是姑息，蓋準備不夠，罰則生變，故乃一方寬忍，他方又依賈誼“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之言，分齊為六，分淮南為三（《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復依賈誼“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之策（同上），徙子代王武為梁王，而以淮陽為郡文帝二年，武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一年又徙為梁王，淮陽為郡。景帝二年又置淮陽國，立子餘為淮陽王。。七國叛變，淮南三國無不附漢（《漢書》卷四十四《淮南厲王劉長傳》），而梁王又“城守睢陽，以拒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漢書》卷四十七《梁孝王劉武傳》），所以周亞夫之兵一出武關，七國之亂即平。由此可知國家發生外患或內難之時，倘力不能制，必須一方寬忍，一方準備。只寬忍而不準備，國必亡；只准備而不寬忍，國必危。勾踐臥薪嚐膽，何曾讓夫差知道。小不忍則亂大謀，為國者固不宜逞一時的意氣。

唐之對付方鎮與漢不同。安史亂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新唐書》卷五十《兵志》）。“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於廷，以土地傳子孫”（《新唐書》卷二百十《藩鎮傳·序》）。他們“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新唐書》卷五十《兵志》），一方“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新唐書》卷五十一《食貨志》一），他方“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五唐代宗大曆十二年）。即朝廷對於方鎮只有寬忍，而方鎮對於朝廷，則不許其有任何準備。朝廷力不能制，於是姑息愈甚，“王侯通爵，越祿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新唐書》卷二百十《藩鎮傳·序》）。然而賊夫貪心沒有限界，“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同上）。“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攻，及其甚，則起而弱王室”（《新唐書》卷六十四《方鎮表·序》）。由此可知姑息政策只能苟安於一時，而結果又往往引起大亂於將來。

政治以“力”為基礎，“力”又需“法”扶持之。姑息之政最初因為力不能制。到了有功而不敢賞，有罪而不敢罰，而如陸贄所說：

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九《陸贄傳》）

則“法”亦破壞了。法紀蕩然，當然是藩臣叛上，繼之而發生者將校橫行，又繼而發生者士卒驕恣。將校橫行開始於肅宗乾元元年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使《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唐肅宗乾元元年：“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德宗貞元以後，“藩臣缺，必取本軍所喜戴者授之”（《新唐書》卷一百四十一《盧從史傳》）。朝廷既然放棄用人之權，擇將校所喜戴者授以節度使之職，則有野心的人不能不怡顏悅色，討好將校。於是前此帥臣主政，而將校感其噢咻之恩，樂為之死，現在則將校擅權，而主帥之生死去留一系其手。河東諸將殺鄧景山，而請任命辛雲京為河東節度使（《通鑑》卷二百二十二唐肅宗寶應元年），成德軍將吏誅田弘正，而請任命王廷湊為成德軍節度使（《新唐書》卷一百四十二《王廷湊傳》），即其例也。

第二部分　玉帝永保至尊的地位第8節　太白金星的姑息政策（2）

將校橫行，浸假士卒也驕恣起來，因為將校欲奮取主帥的位任，不能不結士卒，以為爪牙之用，而又慮士卒之以助己者助人，患生於肘腋之間，遂不敢制以威令，只能厚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