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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話；“小黃，不乾淨的錢最好還是不要去碰。相信一點，只要你不是傻子，越有錢就越有錢，越沒錢就越沒錢，要想越有錢就去當老闆，要想越沒錢，就去當工人吧。”我當時不太明白老毛的這句話，說；“錢麼紙麼花麼乾淨不乾淨誰知道？有得花就行。”可是現在的後來我終於明白了，不乾淨的錢花著心裡不踏實。
有人說；“當老闆就是自己給自己打工，太累了，不如當工人來得自在。”圖自在幹嘛不回去種地去？這個社會只要幹活就能吃飽飯，種地多好，幹嘛跑到城裡來混？在農村摟著老婆田間地頭熱炕頭，隨便玩又舒服，吸的還是80％純天然氧氣，何故跑到城裡來吸100％受過汙染的工業煙塵？特別是越繁華越現代化的大城市。
深圳就是這樣的，讓人感覺像是來到了地獄。
那一年，我逃到了深圳。本來計劃的目標是上海，因為楊紅的大哥在上海工作，有親可投。可是我就是想著到深圳去，因為我聽說深圳就是天堂。
無知是可怕的，不知道什麼叫金融的人當然就不知道什麼叫金融危機了。這一年是1998年的冬季，我離開新疆的那天正好是這一年烏魯木齊的第一場雪。漫天飛舞的鵝毛大雪飄飄灑灑落在地上，我邁出的每一步都是那麼的沉重，每一腳踩下去都是一個清晰的印跡。整個世界白茫茫的一片，涼氣逼人，冥冥之中好像就預示著我們此行必定寒風瑟瑟。
起風了。
秋天的最後一片葉子在寒風中墜落，在風雪中翻卷著，然後不知所蹤。車和車之間用喇叭和大燈打著招呼，蹣跚而行，人和人之間挨著走都看不清對方的臉。楊紅緊緊地抓著我的手，抓出了汗，可能是我太瘦小，她生怕我被風吹走了。她的身子輕靠著我，暖暖的她緊緊地摟著我的腰，臉上些許的憂愁全被幾縷青絲遮蓋，黑白分明，紅紅的唇。
風開始猛烈地吹，雪花一片一片打到臉上，有點潮溼。楊紅忽然想到了什麼，猛然停住腳步，眼中帶著遲疑，說；“正元，聽說到深圳要辦邊防證。”
我停住了腳步，皺了皺眉頭回道；“管不了那麼多了，到地方再說吧。”我不想因為任何事情阻止我逃跑的決心，提起揹包，徑直朝候車室走去，楊紅碎著步子緊跟在後。烏魯木齊火車南站有座高大的石雕像，平時是灰褐色的，現在完全變成了白色，漸漸地越來越白。
風停了，雪依然在飄，世界變得一片寂靜。我又闖入了繁雜，候車室裡的人真多，我們都等待著離開。
烏魯木齊的票販子很猖狂，一張到蘭州的票要加價八十。列車員拿著一個鋼戳挨個在所有乘客的車票上蓋個大紅章子，一路問乘客；“你是不是在車站售票口買的？”
所有人都說；“是。”你只能說是不敢說不是。
我當時不知道也不明白列車員為什麼要在已經檢過的票上蓋戳，為什麼還要那樣問我？心說就算我是在票販子手裡買的我也不敢說呀？我當時很擔心他問第二遍，那樣的話我會實話實說的，那樣他們是不是會讓我半路下車？或者罰我的款？好在他沒多問一句。後來我才想明白，原來蓋戳是為了證明此票是在售票口購買的紅頭證明，證明此票絕對不是高價票，他們是怕有些不識時務的乘客拿著車票去舉報他們。
舉報他們什麼？當然是舉報鐵路售票部門把票都賣給了票販子了。
有人罵道；“這幫雜碎。”我更明白了。
03
我選擇在蘭州轉車直抵廣州，也不能算是選擇，票販子手裡只有到蘭州的票，所以我只能到蘭州轉車。廣州很繁華，人很多，也很有商業意識，一出站就有人問；“要不要畢業證結婚證和邊防證？”楊紅笑了，問；“邊防證一個多少錢？”那人說；“二百元人民幣一個半個小時搞定。”我們運氣挺好，那人挺講信用，我們拿到了兩本印製超級簡單的邊防證。雖然看上去有點太假，好在一路也沒人查，楊紅後來覺得這四百塊花的實在是有點冤，一路上攥著那邊防證埋怨，那表情好像非得讓人查一下才覺得這錢花得值。
此時正值亞洲金融危機的嚴冬時期，也是中國股民們最鬱悶的季節。我不炒股所以我不鬱悶，但我煩惱，因為我比股民們更慘。股民們只是股票被套牢，遲早會有翻盤的機會，而我比傾家蕩產還慘。
人挪活，樹挪死。以前總聽朋友說在深圳當個工人都比在新疆當個老闆賺的錢多。所以，我不聽楊紅的話堅決地選擇了深圳。
我和楊紅一出深圳火車站就在廣場上四處巡視了三十分鐘，確信這裡依然是中國。從冰天雪地到綠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