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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拒絕將這種社會理想強加給他們。但他們不僅接受這些“紳士”的領導，他們還希望自己階層裡的那些已經晉升領導地位的人也變成“紳士”。 “紳士”能夠成為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典型代表的原因，是因為他被廣泛接受和他為非紳士設定準則的實際作用，而不是他在數量上有優勢。
因此，今天我們分析美國社會所要尋找的正是這樣的機構：它為我們的公民設定生活方向和生存方式的準則；它能領導我們，影響我們和指引方向；它決定了我們對自己社會的理解；圍繞它來明確我們的社會問題並尋求解決的途徑。換句話說，一個社會里重要的不是靜態的多數，而是動態的要素；不是大多數的事實而是一個社會模式中組織事實的象徵事物；換句話說，重要的不是普遍的現象，而是代表性事物。這在我們今天的社會，就是大型公司。
即使在戰前，這一判斷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戰爭無疑提供了佐證。此前，有個廣為流行的言論，之中一個政府官員聲稱少數大型公司在戰前只生產美國總產量的很小一部分，在戰爭期間，設法將它們的份額達到了幾乎全部產出的3/4。但是這種說法不僅完全違背了我們已知的事實，而且也試圖透過近乎於聳人聽聞的統計手法來證明他的觀點。�
�這個說法的原話是：“戰前，美國最大的一些公司生產了全國大約30％的工業品；同樣這些公司卻獲取了70％的軍火合同。因此，戰爭期間大企業在美國經濟中所佔有的份額翻了一番。”顯然，這還處於一個小學生企圖從四頭牛裡減去三個蘋果的計算水平。第一，軍火生意，即使在頂峰時期，也從未超過全國生產總量的50％；因此，70％的軍火合同最多隻相當於全國生產總量的35％。而且這還沒有考慮到民用經濟的發展，所有證據都表明，在戰爭期間小企業所佔有的份額得到相當大的增長。第二，獲得合同並不等於生產。眾所周知，大型公司將所獲得的軍火合同的相當大一部分又轉包給了一些中小型企業；且每一個大型公司都報告說，它們在戰爭期間把軍火合同轉包給中小型企業的比例遠高於它們在和平時期的轉包比例。然而，令人感興趣的不是這一說法本身，而是它廣為接受的事實，即使任何一個成人讀者都能立刻發現它存在著明顯的邏輯錯誤。這是因為它表明了一個這樣廣為人知的事實：戰爭使大公司成為今天美國社會的代表性機構。這種聲稱證明大企業在戰爭期間已經在數量上成為第一的言論為什麼能夠矇騙普通大眾？其僅有的理由就是普通大眾已經意識到，作為戰爭的結果，大公司已經成為最重要的。很明顯，大公司成功實現了向軍火生產轉換的奇蹟。戰爭表明，是大公司決定了一個經濟體系的生產極限。戰爭還表明，我們必須在技術研發和產品改進方面尋找通往大公司的道路。換句話說，戰爭證實了這樣的事實：是大公司決定我們經濟執行的經濟和技術條件。這些大型公司並沒有僱用多少產業勞動力，但它們的勞動力關係為全國設定了標準，它們的工資水平決定了全國的工資水平，它們的生產條件和工作時間是全國的標準，等等。這些大型公司並沒有控制國家工商業的大部分，但它們的繁榮與否決定了整個國家的繁榮與否。如果我們討論美國的工作機會，我們腦海中首先想到的是現代大規模工廠和現代大型公司所提供的機會。如果我們討論美國技術，我們不會考慮統計上的平均技術水平而是由這些領導者所建立的標準。如果我們討論過去半個世紀中新出現的另外兩種重要的社會機構——工會和政府管理部門時，我們意識到它們也只是大企業和公司的社會產物。總之，是大公司——自由企業經濟中大型工商業的特有組織形式——成為代表性和決定性的社會經濟機構，它為人們樹立了典範，決定了人們的行為，甚至決定了從未買過股票的街角煙雜店的店主和從未踏進工廠一步的小夥計的行為。因此，我們社會的特徵決定於和規範於大企業的結構組織、大規模生產工廠的技術，以及我們的社會信仰和承諾在公司裡和透過大公司能夠實現的程度。
第1章 一國之內的資本主義（4）
大企業的出現，比如大型一體化工業單位，在過去的50年裡成為社會事實，這是西方世界近代社會歷史中最重要的事件。我們的後代甚至可能將當代的世界大戰看成是大企業社會崛起過程中的一個偶然事件，就像很多歷史學家把拿破崙戰爭視為工業革命的偶然事件一樣。即使在今天，有些觀察家將西方*、前蘇聯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上的衝突解釋為對大企業工業社會不同理解之間的衝突。只要不是以否認我們討論的道德問題為目的而歪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