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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分歧可以追溯到16、17世紀。30年戰爭（1618~1648年）前的一段時期，歐洲大陸（英格蘭所受的影響較輕）摒棄了傳統觀念，不再把社會當做實現道德目標的手段——中世紀信仰的基礎所在——代替它的或是神話政治，或是貶低政治的觀點。自那以後，歐洲只能在黑格爾和馬基雅弗利的學說之間進行選擇。但是，美國（以及由胡克始創，經過洛克和伯克發展的那部分英格蘭傳統）依然堅守傳統的社會觀念——基本上源自基督教在5~15世紀之間的發展成果——並且把這些舊的原則應用於新的社會現實和社會需要，建立了美國社會。
受這一社會哲學的影響，美國社會同時具備了最物質主義和最理想主義的特徵，不計其數的觀察家曾為之困惑。美國能夠是物質主義的，因為它重視社會生活的物質機構，賦予了它們道德意義。這令歐洲的理想主義者難以接受，他們認為基本信仰和道德目標超越了人類卑賤、平凡的實體，只存在於純粹的精神世界。也有些人主張社會本身就是它的目標所在，在他們看來美國的觀點簡直就是一派胡言，而且非常危險，因為要求人們為自我實現尋找理由，無異是在激發下層民眾更多的劣根性。不可思議的是，美國同時又是理想主義的，有時甚至帶著孩子氣的，因為美國人從不把物質機構和物質利益視為最終目標，而只是把它們當做實現理想目標的一種手段。所以在分析家的筆下，美國時而沉湎於“萬能的金錢”之中不能自拔，時而又無私地獻身於改造世界的活動之中，為未來開創太平盛世。雖然這兩種描述都過於誇大，卻也大致反映了美國的社會特徵，而我們只有同時把握這兩個方面才能真正認識美國。美國人認為社會機構和物質利益具有道德價值，因為它們是追求道德目標的手段，美國人既不是理想主義者，也非自然主義者，他們是二元論者。
美國的社會哲學賦予了它敏銳的政治洞察力。聯邦主義之所以能成為經典的政治學說，是因為它同時具備了深刻的實用主義和道德內涵。但是這一社會哲學也造成了美國最嚴重的政治盲點：沒有看到人們對國家的忠誠常常帶有非理性的、感性的或自然主義的因素。所以，美國人民對國內巨大的感情力量一再視而不見——南北戰爭前的一段時間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們經常無法理解其他民族，尤其是歐洲人的行為。比如說，要讓美國人理解德國士兵即使痛恨納粹主義，也依然會在戰場上奮勇拼搏，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對國家和民族的忠誠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一生堅定不移的信念，這是每一個歐洲人——無論是德國人、法國人，還是俄羅斯人——的基本觀念，美國人卻認為這是對上帝的褻瀆。美國人也把國家視為社會生活的載體，並非因為國家之存在，而是因為它生動體現了美國人民的信念；正因為如此，國家才得到重視。
第3章 作為社會性組織的公司（2）
�關於這一社會哲學對社會的正確描述和它為自由社會奠定了基礎，在拙作《工業人的未來》裡都有詳細的論述。在這裡，我們無須關心這種哲學是否符合美國的政治現實。�與我們相關的是，只有在這一基礎之上分析美國社會才是有意義的，因為這是美國人對他們社會的看法，他們對社會的評價依賴於社會對個人信仰與基本目標的實現程度。所以，歐洲國家不得不面對很多社會和政治組織問題，美國人卻絲毫不用掛心。同時，凡是有關美國信念與美國社會表現的關係問題，他們都必須認真對待，他們必須時刻反省他們的社會機構是否遵守了美國人生活的基本承諾。
可以這麼說，在任何複雜的社會中，必然都會有大量與完成社會承諾和實現社會信仰毫無關係的機構。忽視這一點，並且幻想文化的絕對統一和社會“理性典型”的統一，是施本格勒之類的文化史學家或現代美國學派的人文學家的一大弊病。也可以這麼說，任何社會都需要一些本質上與社會目標並不相干的機構。例如，家庭的目標是滿足人類的生存本能，所以它是社會存在的條件，而不是以社會為存在條件；又比如，教會統治的不是塵世，因此它超越了社會。但是，如果社會機構的執行妨礙或阻止了社會基本道德目標的實現，就將帶來嚴重的政治危機——不僅在美國如此。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存在於中世紀末的上升國家與一般教會之間的衝突；或者相反，存在於基督教的宗教目標與19世紀社會思潮之間的矛盾。
但是僅僅符合社會的道德目標，還不足以成為社會的代表性機構。代表性機構的執行必須保證實現社會承諾和社會信仰。正是因為這一保證，它才能成為代表性社會機構。換言之，我們面臨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