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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所謂的“民心”、“軍心”，以對付西夏人隨時可能發動的戰爭。他不願因蘇軾、司馬光的反對而罷停新法，新法是他“富國強兵”希望之所在。也不願因新法的推行而傷害司馬光和蘇軾，以免再次造成朝廷的動盪。更不願因朝廷的再次動盪而引起“民心不協”、“軍心恍惚”，從而激起“晉陽之甲”。他在痛苦的矛盾中，希望用左右平衡的權謀，達到朝廷高層的穩定。
“詔令蘇軾為開封府推官而保留直史館這個貼職，是朕再三思慮作出的決定！朕要告誡‘天下奇才’蘇軾，朕斷不會因新法推行中的缺失就罷停新法的。朕要暗示群臣，蘇軾所呈的《上皇帝書》，雖然被朕拒絕擱置了，但蘇軾在朕的心裡，仍然佔著重要位置。蘇軾，你理解朕的心意嗎？
“詔令宰執大臣議停‘青苗法’，是朕精心刻意的決定啊！這是一種姿態，也是被迫作出的讓步。不如此，不能平息朝野的不滿；不如此，不能安慰司馬光、蘇軾的忠心；不如此，不足以告誡王安石、呂惠卿等人。王安石、呂惠卿啊，勿執拗專斷，勿漠視缺失，勿曲高和寡，勿唯我獨尊，你們理解朕的苦衷嗎？
“詔令司馬光為樞密院副使，也是朕勞心之得啊！西府樞密院，掌管軍務的最高機構，正是忠貞盡職之臣當居之所。司馬光，你居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之位，職在諫言，勢必掣肘，朕不願揮臂而降罪於你啊！若居樞密院，職責之所在，必能使朕明於軍務邊情，且與政務無涉，可以超脫地處世處人了。司馬光啊，你能體諒朕之用心嗎？”
三道“諭旨”發出了，皇帝趙頊身居福寧殿，焦急地等待著蘇軾、司馬光、王安石領旨謝恩的奏表，他希望從上呈的謝恩奏表中，看到朝廷政爭的消失與安定局面的出現。
誰知道皇帝趙頊的三道“諭旨”，竟然引起了三堆沖天的大火。
儒家忠君思想培育的蘇軾、司馬光、王安石都以“守道不移”、“九死不悔”的精神，不願讓步、不願妥協、不願沉默，以異曲同工的方式，與皇帝趙頊展開抗爭。
蘇軾“狂狷”得令人驚異！他接到皇帝“諭旨”的第二天，就一聲不吭地到開封府理事去了。在推官的職位上，克盡職守地審理案件，半個月內很快的以“清正嚴明”贏得了黎庶細民的讚揚，被譽為開封府“包拯第二”。但在審理案件之餘，又送上了一份《再上皇帝書》，對新法進行了更為激烈的彈劾。奏表中放肆地寫道：“……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日民，二日軍，三日吏，四日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則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並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成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閒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思，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
更為甚者，蘇軾竟借擔任開封府科舉試官之機，出題策問：“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荷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啥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以歷史上勝敗興亡之事，在學子中影射王安石之專斷和皇帝的用人不當。
王安石也“執拗”得驚人！他接到皇帝的“諭旨”後，由沉默而轉為憤怒，不僅沒有議停“青苗法”，反而闖進大內，與皇帝趙頊一陣爭吵，竟以“青苗法若行之有利，施於街鎮城廓有何不可”的執拗言論，與皇上對抗。並上章請求外任，隨即以病告假，不再臨朝理事，撂挑子了。陳昇之、王珪、韓絳等人，或出於膽怯，或出於無能，或出於避責，或出於配合，也都以種種理由龜縮不出。呂惠卿、曾布、章惇等雖臨朝而不視事，為王安石的“撂挑子”而張威。謝景溫等借風作雨，策劃於密室，把誣陷蘇軾借其父蘇洵病亡、扶喪歸蜀“往復賈販”，做投機生意的彈劾奏表送到皇帝案頭。朝廷混亂，以至朝政癱瘓。趙頊緊張了，幾次派人請王安石臨朝視事，王安石借病閉門不出。趙頊不得不專賜詔諭，向王安石說小話，“……今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處便安，卿之私謀固為無憾，朕所望將以諉誰？”但王安石執拗到了極端，他不僅對皇帝的詔諭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