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風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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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晏知止認為“王安石餘孽皆貪黷之人，除惡務盡”，梁燾竟然使氣：“三省六部官員，皆當貶逐”。黨同伐異之聲勢甚於十七年前王安石“變法”時的朝臣大換班。這種震盪朝廷的風雨雷電，壯大著司馬光的聲勢，也把一些心存不滿的朝臣推向章惇、蔡確、張璪、韓縝、吳居厚一邊，朝廷裡的一場新的紛爭在醞釀著。

但司馬光沒有被支持者的狂熱所迷惑，也沒有受朋友們的狹腸報復所左右，冷靜地完善著他“革故鼎新”的籌劃。他看得清楚，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免行法，實際上已名存實亡，在許多地區已停止施行，且涉及廣大農村，一時難以弄清真實情況，即使在王安石執政時期，這些新法的成敗利鈍，也是一本說不清的糊塗帳，短時期內難見“革故鼎新”之成效。而保甲法、募役法、將兵法，完全是朝廷法令的產物，也是府縣政權的根本，迅速罷廢，則震動全盤；罷廢遲緩，則政令難通。他決定先在保甲、募役、將兵三事上開刀，以收立竿見影之效。遂上書於太皇太后：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概出於用兵，大行皇帝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西專於拓拔，交趾日南制於李氏，深用為恥，慨然有徵代開拓之志。於是邊鄙武夫，自謂衛、霍不死；白面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