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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議大夫王慎言等，又開始了詩酒相會，以他們久於官場的敏銳目光和豐富經驗，剖析“變法”以來的朝政紛爭，剖析王安石退隱江寧後的朝廷現實，剖析神宗皇帝趙頊“元豐改制”後的悔恨當初，剖析太皇太后攝政後的心境追求。他們都有親朋門生在三省六部，所瞭解的朝廷紛爭內幕基本真實，他們的結論也就基本準確：神宗皇帝趙頊晚年的思想和太皇太后的一貫思想已趨於一致，恢復祖宗法度，清除“變法”影響，已是新的朝政的基本走向。這些老臣也有雄心壯志，也在追求晚節的不辱，他們雖已致仕閒居，但在政壇上仍有著“王安石滌盪未盡”的力量，仍有著“虎老威在”的影響。他們確信，太皇太后的攝政，將為這種“力量”和“影響”開拓有用的前途。風起雲湧，夕照亦輝，“老驥伏櫪”雖有無力賓士之憾，但仍有一顆不甘寂寞的壯心。他們把希望的目光投向身邊的“獨樂園”，把消除“變法”影響的“改弦更張”寄託在司馬光的身上。
三月十七日，神宗皇帝趙頊駕崩已經十二天，獨樂園裡的司馬光仍獨居釣魚庵，面對著庵內神宗皇帝趙頊的祭牌和祭案鋼爐裡十一天來晝夜不滅的香火，銜痛懷哀的沉默著：風雲際會，昔日君臣相知的魚水情景終是難忘啊！
四個月前，司馬光完成了《資治通鑑》的著述，書成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合計三百五十四卷，由範祖禹和司馬康驅車送往京都，親自上呈皇帝，總算完成了兩代皇帝的囑託，了結了一樁心願。也許由於《資治通鑑》的完成，司馬君實心境寬舒了，勞累減輕了，他的身體健康情狀幾個月來略有好轉。雖然還是骨瘦如柴，但精神狀態卻不再孤寂；右肢雖然仍是舉止不便，但右手已可握筆，右腿亦可拖著行走；鬚髮、牙齒雖然更為稀疏，目視仍覺模糊，但語言恢復已近正常。三月六日，皇帝趙頊駕崩的訊息傳至洛陽，他痛哭失聲，面東叩頭出血，愴然高呼：“臣蒙聖恩，無緣再報啊”，啼噓兩日方止。
十一天來，司馬光獨居釣魚庵不出，神情完全沉浸在沉思之中。三月八日，文彥博前來拜訪，他以身體不適而拒見；三月十日，朝議大夫王尚榮、王慎言進獨樂園問疾，他以頭昏目眩而謝絕；三月十三日，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幾、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太中大夫張問等結夥而來，逕至釣魚庵叩門求見，說有重要事情商議，他以“右肢疾發，舉止艱難，無力開門”而杜絕；三月十四日，兒子司馬康借奉茶之機，以“左相王珪任山陵使”的訊息稟告，希望父親能入京弔喪致哀，他置之不理；三月十五日，範祖禹借問疾之機，再次勸說司馬光：“大行皇帝健在時，老師曾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四載，君臣之義，非一般重臣可比，似不必拘於朝制。當不俟駕而赴京都，弔喪致哀，以盡臣下之思。”司馬光依然不為所動，仍在默默地沉思著……
司馬光的思索是深沉的。他看得清楚，王安石退隱江寧八年來的朝廷現實，已不再是“變法”的急行躁進，也不再是“新法”的濫行急施，而是“變法”敗落後整個社會的神魂顛亂：人慾氾濫、道德淪失，民心渙散、文人牢騷，農商失望，官吏竊國自肥，重臣飾變詐為；奢靡風行，綱紀失威莫禁；奸人謀利，假名“變法”猖獗；上下交應，左右襟連，盤根錯節，已成積重難移之勢；世情顛倒，貴狡詐而賤仁義，守道循理者被目為屠頭，圉奪奸軌者被贊為雄傑。情狀如此，即使介甫復出江寧，只怕也要瞠目結舌，袖手興嘆。
他看得清楚，文彥博、王尚榮、王慎言、楚建中等人的接連來訪，皆為今日天下倒懸累卵之勢所趨，或欲捧自己於“火爐”之上。他喟然嘆息，其情固可感，但皆不知司馬光此時之心境啊！光閒居洛陽十五年，久已絕問政之心，只求居此園獨樂而已。況且今日自顧其影，心雖無懼而有餒，骸骨癯瘁，目視近昏，齒牙無幾，神識衰耗，世日無多，已無力在風雲激盪中經受顛簸了，即使歲月倒流，還我青春，光五內所藏；也缺少介甫那種解天下倒懸累卵之膽略、氣概和霹靂手段。
他看得清楚，幼主新立，太皇太后攝政，時處斗轉星移之際，群臣鬥法，百論嘈雜，各種力量都在重新組合，朝廷將陷於一個紛爭迭起的困難時期，自己既無意於政壇，何必混跡於龍蛇之中招人猜忌呢？赴京弔喪致哀之舉，何須爭一時之先？衷心之誠，唯自己知啊。
三月十七日已時時分，比司馬光年輕十五歲的程顥走進了獨樂園，竟然叩開了釣魚庵杜絕客人來訪的板門。
程顥，字伯淳，時人稱明道先生，洛陽人，時年五十二歲，嘉祐年間舉進士，熙寧初年任太子中允、
